每經記者：吳林靜 每經編輯：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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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代表一個地區當下的經濟水平，而R&D經費投入，則預示其在未來經濟格局中的潛力，后者也被稱為“對未來的投資”。

早在今年全國“兩會”前，國新辦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公布2021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達到2.79萬億元，同比增長14.2%，研發投入強度達到了2.44%。

8月31日，《2021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正式發布，詳細羅列了31個省份的研發投入和強度。

根據這份新的統計公報，2021年，廣東省的R&D經費投入已經站在了4千億元的關口，其他還有10個省（市）的投入也超過千億元，分別是江蘇、北京、浙江、山東、上海、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

同時，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市）有6個，分別是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和浙江。

具體來看，R&D經費的歷年變化、地區差異、投向基礎研究的趨勢演進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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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經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當經濟發展的成本優勢不再，其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就是靠創新。

創新是一件昂貴的事，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投入，后者的體現之一就是每一年的R&D經費。

城叔統計了過去12年的R&D經費支出金額和投入強度的情況。

從支出金額來看，2012年R&D經費邁過了萬億元大關，2019年邁過了兩萬億元大關，2021年則向三萬億元靠近——投入總量為2.79萬億元，延續“十三五”以來兩位數增長的態勢。

從投入強度來看，全國R&D經費與GDP之比也在逐年提高，這一比重從2010年的1.76%上升至2021年2.44%。

看2021年各省份R&D經費金額，廣東依舊一馬當先，成為全國唯一突破了四千億元的省份，達到4002.2億元。

江蘇緊隨其后，為3438.6億元；北京、浙江則屬于兩千億元的水平，位居第三、第四，分別為2629.3億元、2157.7億元。

山東、上海、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R&D經費投入金額超過了千億元，位列第五至第十一位。

這其中，湖南、河南和安徽是首次進入“千億俱樂部”。上一年，三省R&D經費分別為898.7億元、901.3億元、883.2億元。

事實上，自“十三五”以來，全國R&D經費投入的區域格局就比較固定了，近五年投入金額排名前十一位的都是上述省份。

以區域來看，2021年我國東部地區對全國R&D經費增長的貢獻為67.7%，領先優勢依然明顯。

相比金額，R&D與GDP的比值（下稱“R&D投入強度”）更能反映國家和地區科技創新實力，這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愿意把多少資源用于科技創新的直接體現之一。

2021年，我國整體的R&D投入強度為2.44%，分省份來看，有6個省份跑贏全國。

北京以6.53%的R&D投入強度，高居全國第一，延續了多年來領跑全國的勢頭；上海緊隨其后，R&D投入強度為4.21%；天津、廣東的R&D投入強度分別為3.66%和3.22%。廣東、江蘇、浙江的投入強度高于全國水平。

其余25個省份的研發投入強度均低于全國水平，其中，有10個省份的投入強度介于1%至2%之間，內蒙古、貴州、廣西等7個省份的投入強度直接低于了1%。

對比2021年各省份R&D經費的支出金額和投入強度兩張排行榜，就能發現中國的創新經濟高度集中在幾個省份，頭部效應愈發顯現，區域分化格外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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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年相比，2021年R&D經費投入最大的變化是基礎研究占比進一步提高，但與理想還相距甚遠。

近年來，芯片、醫藥、制造業等領域的“卡脖子”現象，時常成為話題焦點。“卡脖子”問題的關鍵，正與基礎研究領域的缺憾緊密相關。“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礎研究決定著科技創新的深度和廣度。

城叔統計了過去12年的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從2010年的4.59%起步，2019年首次超過6%，2021年達到6.50%。

尤其是2016年以來，基礎研究經費以年均17.3%的速度增長，比同期R&D經費年均增速高出8個百分點。“十三五”時期，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增長了近一倍。

從研發投入的主體來劃分，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近十年來企業的R&D經費投入占比都能達到七八成。但是，在我國產生的重要基礎研究成果中，由企業做出來的并不多。

根據《統計公報》，高校才是“基礎研究經費投入的第一主體”。2021年，全國高校基礎研究經費只有904.5億元，對全社會基礎研究經費增長的貢獻率卻達到了51.3%。

近幾年，從地方政府、高校院所到各類企業對基礎研究的重視和投入進步迅速，將原始創新能力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礎研究不是個體的事，它是國家戰略、科技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部分亟需加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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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長王志剛曾在公開場合提及，“十四五”期間，要讓基礎研究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比重爭取達到8%左右。王志剛同時呼吁，“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也要作為主力軍、生力軍”，鼓勵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原始創新。

近3萬億元的科技經費投入，基礎研究經費不到兩千億元。在一些科技工作者看來，8%的比重還不夠，達到10~20%才算理想。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從目前的6%增加至10%以上，在增加經費投入的同時，放寬經費使用年限，促使更多科研人員“十年磨一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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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技創新，要多砸錢，也要會砸錢。

科研經費連年增長，其使用效率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如何既“扎緊籠子”規范使用，又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從科研院所到高校不斷政策改革想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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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叔注意到，今年下半年以來，浙江、廣東、天津、北京、福建、江西、重慶、寧夏等多個省份都對當地科研經費管理辦法進行了修訂。

如何推動科研經費使用規范、高效，提升財政對科技創新水平“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是多地改良省級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方向。

比如北京新修訂的《北京市科技計劃項目（課題）經費管理辦法》，將“包干制”試點從項目支持經費擴展至機構支持經費，試點范圍更廣、政策力度更大。也明確了“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定義和范圍，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指標權重等，進一步增強評價可操作性。

天津新印發的《關于改革完善本市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措施》，則是下放預算調劑權，“買醬油的錢可以用來打醋”；也推動科研經費報銷的數字化、無紙化；同時不斷提高科研經費用于“人”的比例。

福建最新的《省級科技計劃項目經費管理辦法》則繼續擴大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自主權，持續減輕科研人員事務性負擔。比如結余經費統籌用于科研活動直接支出，不再限定2年期限；直接費用科目中除50萬元以上設備費外，只需提供測算說明。

如何看待當下科研經費管理的邏輯變化。2020年，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的博士生羅珵撰文總結過我國相關政策中對科研經費管理的邏輯演變。

據羅珵分析，在1949-1978年期間，科研經費管理政策的高頻詞是“科技三項費用”“部門”“安排”“撥款/撥付”“規定”等，帶有很強的行政性計劃管理特點。

到了1978-1985年階段，政策高頻詞為“試點”“經濟”“成果”，推動科技經濟融合，鼓勵科研成果轉化。

1986年至2006年期間，“項目”“課題”“企業”“科研機構”等關鍵詞的排名上升，一方面擴大經費自主權，鼓勵科研機構加強與企業合作，一方面加強項目制資助方式，鼓勵申請競爭性課題。

2006年到2020年，高頻詞則變為“創新”“預算”“重大”“專項”“科技計劃”等，反映了在自主創新戰略提出后，政府的“有形之手”開始在科技資源配置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去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這份涉及數千億資金、需要多部委合作協調的文件，從起草到最終公開發布，只用了不到兩個月時間。

這被認為可能是近十年來在全國科研創新領域最具突破力的一次改革，精簡、放權、減負、松綁，在意見中都能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條款。

說到底，國家財政科研經費管理體制的形成可能與財政體制、科研資金總量等多因素相關，但其目標始終是一致的，即是讓科研經費更有效率地使用。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