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孟凌霄

9月伊始，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已開啟第二段任期的新學期，并續任至2028年。

早在張翔任香港大學校長第三年時，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決定由他繼續出任校長一職，為期5年，2023年7月起生效。聲明提到，張翔推動港大開展多項具開創性的戰略項目，包括設立港大深圳校園、全球招聘頂尖教授計劃等，令港大成為世界級學府。

近日，張翔接受了《中國科學報》專訪。

張翔回顧了過去5年，從一線科研工作者到香港大學校長的身份轉變。他強調，要鼓勵科學的“天馬行空”和“源頭創新”，學術管理機構要為科學家創造寬松的科研氛圍，不能只靠科學家淡泊名利：“在港大，我們的學者可以花10年做一個實驗。如果做成了，當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沒什么。做科研會有95%的失敗，我們要有一定的寬容度。”

張翔還在香港大學組織了一部分經費，專門為“冷板凳學者”設立了長期研究基金。這些學者來自各個學科領域，他們可能沒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經費，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資助，但只要他們能夠提出天馬行空的問題，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學校內部就愿意提供資金支持。

公開資料顯示，張翔于南京大學取得物理系學士及碩士學位，并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別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微納米工程學、光子學、快速成型技術、生物微機電技術等。其研發出的納米隱形材料，曾被美國《時代》雜志列為“2008年十大科學發現”之一。

張翔 圖源香港大學

行政機構要服務于學術研究

《中國科學報》：今年7月正式開啟新任期，你有何愿景？

張翔：

過去5年，港大樹立了宏大的愿景，同時注重于引進人才、設立目標和優化體制。目前，港大已經是亞洲最好的幾所大學之一，但和頂尖大學還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希望在不遠的將來，港大能與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這種層次的高校比肩。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全球招聘更多的國際知名學者、提高教學和研究質量、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和合作、擴建校園設施，以及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國際交流和實踐機會。我們相信這些努力將有助于提高港大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

《中國科學報》：作為校長，你如何兼顧一線科研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張翔：

我現在科研做得比較少一些，主要時間、精力都花在行政工作上，包括怎么把環境創造好，讓學者做好科研，這是最主要的。在人才引進后，要營造寬松的環境，使人才發揮作用，并保持科研創新的深度。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有活力的、激勵性的學術環境。在這里，學者們能自由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中國科學報》：經歷了科研工作者到高校管理者的身份轉變，心理上有什么變化？

張翔：

過去，我觀察到國內外高校的很多行政人員，沒有清晰的目標，認為自己就是“打一份工”。

實際上，從學校的體制機制改革的角度來說，學校的整個行政機構要服務于學術研究。我們也鼓勵行政人員了解科學家的工作，因為“行政的卓越”與“學術的卓越”同樣重要。要讓行政人員看到，他們的工作會間接創造科學價值，進而推動人類文明。不論是行政人員還是學術人員，都要有一致的目標，即為卓越而貢獻（contribute to the excellence）。

《中國科學報》：要用“行政的卓越”推動“學術的卓越”，那么什么是“學術的卓越”？

張翔：

“學術的卓越”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優秀的學生，二是優秀的學術成果。畢業生的優秀程度是無法量化的，更多需要時間來檢驗，可能要10年、20年、30年才能顯現。

學術成果方面，主要是在各個方面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港大不會簡單統計文章的數量，我們特別推崇的是突破性的工作、世界第一的工作，而且是別人沒做過的工作。

不能只靠科學家淡泊名利

《中國科學報》：你在很多場合強調鼓勵科學的“天馬行空”和“源頭創新”，這樣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義？

張翔：

最近，韓國的室溫超導研究非常熱門。1911年，荷蘭科學家首次提出“超導”的物理概念，當時這只是一個純科學問題，沒有太多應用想象。但時至今日，如果室溫超導真的做出來，就能引起一場新的革命。

現在很多高校在做“Me too research”，即別人做了這項研究后，我也跟著做，只要跟得緊就行。實際上，做科研最重要的是突破性工作，從源頭開始創新。就像有了長江的源頭，下游才有源源不斷的水流；但如果大家目的性太強，只做中下游的研究，就容易出現“卡脖子”的難題。

源頭創新的作用，就相當于法拉第所說的“一個新生的嬰兒有什么用”。沒有人知道一個嬰兒未來對社會或人類有什么貢獻，最初的科學發現也是如此。

《中國科學報》：在你看來，源頭創新有哪些現實阻力？

張翔：

科學家會面臨急功近利的問題。

在研究所、高校，科學家總要拿一些獎項、得一些帽子，升級為教授、杰青、長江等等。大家想要地位和工資的提升，這些都是很自然的。而有了太強的目標，就很容易做短平快的研究，做基礎研究會不會浮躁一些？不單單是中國，全世界都存在這種問題。

我建議，學術管理機構要為科學家創造寬松的人才軟環境，不能只靠科學家淡泊名利，因為這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

《中國科學報》：如何打造有利科研人才的“軟環境”？

張翔：

我們鼓勵科學家做偉大的課題，這樣的課題可能95%都會失敗，但科研體系要有這樣的容錯空間，對冒險要有包容性。從國家戰略角度層面，我們需要有一批科學家甘坐“冷板凳”，甚至長期做“無用功”，這樣才能真正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再過20年，再過30年，我們國家就沒有“卡脖子”的問題了。

最近馬化騰先生的“科學探索獎”和“新基石研究員項目”，也是鼓勵這些科學家不要忙于去外面找錢，而是能靜下心來做理想的科學。

這都是很好的開端，我們也希望這股清風能繼續下去。

《中國科學報》：港大在打造寬松的學術氛圍方面，有何經驗？

張翔：

我們非常鼓勵寬松的學術氛圍，讓大家有平等的合作。如果有太多“帽子”，合作時可能會有大教授、小教授的隔閡。其實在國外，年輕教授的創新力是最強的。

在港大，我們正在努力為科學家提供更好的實驗室設施和技術支持，以及更多的研究經費和時間。我們還鼓勵科學家參與國際合作項目，以開闊他們的研究視野并增加機會。

最近，我請同事們組織了一部分經費，專門為“冷板凳學者”設立長期研究基金。這些學者可能來自各個學科領域，他們可能沒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經費，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資助。但只要他們能夠提出天馬行空的問題，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學校內部就愿意提供資金支持。而一部分相對“富有”的學者，就讓他們自己去折騰。

在港大，我們的學者可以花10年做一個實驗。如果做成了，當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沒什么。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定的寬容度。

像培養孩子一樣培養學者

《中國科學報》：許多青年科學家面臨“非升即走”的現實困境，這會對科研創新產生阻力嗎？

張翔：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位同事，在“非升即走”的6年內沒有拿到一分錢經費，但最終還是留了下來。因為他所展現的對科學目標的追求非常清晰、非常遠大。他現在是美國一所頂尖大學的校長。

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的“大鍋飯”時代，到現在資金和設備充足的黃金時代，科研體制有了很多改變。在國內外，“非升即走”的情況都存在。有的高校相對來說寬松一些，是因為在招聘的時候，就已經傾向于對方是要長期留下來的。我們鼓勵在招聘時期花更多工夫，一旦招進來，就像培養孩子一樣培養學者。港大的學者做研究，沒有過強的任務性和緊迫性。

《中國科學報》：2020年港大啟動全球招聘教授級學術人才計劃，目標是招攬100名杰出學者，目前進程如何？

張翔：

目前我們已經吸納約50位不同學科領域的世界級人才入職港大，助力港大拓展前沿學科研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還有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三院院士等多位頂尖學者會全職入職港大。

《中國科學報》：在人才引進時，怎么識別一名科研人員是否有潛力？

張翔：

港大如今是世界一流大學，有自信能判斷人才的潛力。當然這是有一定難度的，也不是所有學校都能做到的。為什么一流大學要雇一流人才，因為一流人才不僅能產出一流的學術成果，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把關后來入職的一流人才。一流人才之間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賞的，但二流人才可能更愿意雇三流人才，因為他們怕一流人才招進來，把自己給比下去。一流人才也會營造更好的科研氛圍。

“無心插柳柳成蔭”

《中國科學報》：你青年時期選擇研究方向時，有沒有受挫的時刻？

張翔：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是全世界最早一批提出利用3D打印技術制造人體器官的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宏偉的想法，但當時這個想法申請不到經費。我是做物理學和工程學的，生物基礎不夠，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做成這件事，甚至有一位評審在申請書上寫“這個青年學者可能連生物細胞都沒見過”。

但二三十年后，通過3D打印技術制造人體器官已經成為研究熱點之一，很多人說我“股票買早了”。

在具體的科研項目上，其實可能95%都會失敗，只有5%能夠成功。有些方向兩三年就出結果，但當選擇一個非常遠大的課題時，可能短期內大家都認為你會失敗，甚至要甘坐很久“冷板凳”。

《中國科學報》：多年來，你主導了許多跨學科研究，港大也在陸續籌建10個跨學科的研究院，怎么促進跨學科的交流合作？張翔：

大家都熱衷于跨學科研究，其實跨學科不是一個單獨的議題，它是一個結果而非目的。如果為了交叉而交叉，本領域做得差不多了，出去交叉一下，那就沒有太大的意義。跨學科的研究應該涉足其中，打破兩個領域的邊界，應該“無心插柳柳成蔭”。

跨學科研究首先要有一個偉大的思想和題目，碰觸到領域邊界時，也要自省是否有了重大發現。只有找到一些真正打破常規、跳出局限的想法，才能取得“1 1>2”的效果。

《中國科學報》：如何打造人才的聚集效應？

張翔：

最近我和一些青年學者交流，他們提到了一種現象：在學術會議上，學者會把自己5年、10年的工作走馬觀花地說一遍，但沒有把最近一兩篇文章講透，也沒有和聽眾真正討論科學問題。如果學術會議變成走秀的舞臺，就沒什么意思了。臺下的聽眾真正希望了解的是，學問是怎么做出來的、學術思想是怎么想出來的，這才是真正的學術享受。

因此，人才軟環境要打造聚集效應，鼓勵學者聚集在一起談論深入的科學問題，這也是我們需要改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