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法學迎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華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踐不斷深入，為中國法學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動力源泉。如何實現國家、社會、法治、法學之間的良性融合，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最新成果，以豐富的實踐性、深刻的理論性、歷史的前瞻性、嚴謹的科學性，持續釋放思想的力量，為中國法學的高質量發展擘畫了新的坐標方位，引領中國法學研究精準確立自身的使命擔當，產生了大量創新性成果，促進了中國法學新的發展。

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標志的

百年法治成就和經驗研究

　　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新時期和新時代以來，隨著執政實踐的不斷深入，對于法律、法制和法治的認識不斷升華，開辟了中國法治事業新天地。中國共產黨領導百年法治事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2021年法學研究的重要議題。法學界圍繞習近平法治思想、百年法治成就和經驗、黨內法規三個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向縱深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達到了人類法律思想史上對法治本質認識的新高度。法學界從多重視角展開研究。對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規律，張文顯認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偉大實踐中創立的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其緣于經驗的升華、理性的凝結、歷史的淬煉，具有鮮明的實踐邏輯、科學的理論邏輯和深厚的歷史邏輯。對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發展馬克思主義法治原理的原創性貢獻，孫謙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習近平總書記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來思考和指引中國的法治，創造性傳承了法的物質性、政治性、人民性、社會性、實踐性、繼承性等馬克思主義法治原理。對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莫紀宏認為，“十一個堅持”構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義”。從法律關系的法理出發，“十一個堅持”全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特色，對于法治關系的主體、客體、目的、手段以及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等基本要素進行科學分類和詳細論述，為科學構建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論資源。對于習近平法治思想適用于治國理政所釋放出的思想力量，不同部門法學者結合具體的社會關系進行了縱深研究，將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作為學習、宣傳、研究、闡釋、實踐習近平法治思想的一項基礎性工作，《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進入高校法學重點教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研究注入了強大動力。

　　中國法治建設的基本規律得到有益揭示。法治建設的成就和經驗作為形成中國共產黨百年重大成就和經驗的重要方面，受到法學界熱切關注，許多黨史黨建研究者也以有別于法學的研究路徑對此展開研究。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百年法制建設的歷史分期，江必新等將其分為摸索與嘗試、初創與嚴重挫折、恢復與發展、深化與創新四個基本階段。關于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法治發展的具體方式，朱景文認為，中國共產黨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發展道路。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形成大體經歷了確定國體與政體、加強制度建設、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和依法執政的執政方式確立、全面依法治國四個階段。關于中國共產黨百年法治觀的演進，廖奕認為，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通過社會革命實現公平正義的共產主義理想，便是其綱領之精魂。歷經助推革命的法律理想動員、奠立國本的法制規范生成、協同改革的法治戰略形塑，中國共產黨的法治觀迎來了新的理論創新。關于中國式法治現代化，2021年10月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承辦的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上，13位中外法學家分別從“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法價值結構與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邏輯”以及刑法、民法、知識產權法、法律史、法律與科技等宏觀或微觀角度，充分論證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中國性、社會主義性、文明性、法律性、科技性以及形成歷史的艱巨性。尤其是國外學者西原春夫等對于中國法治歷史性進步的充分肯定和美好期待，為全景式觀察中國法治百年的歷史性成就和經驗提供了客觀的國際視角。論壇研討及其通過《中國社會科學報》刊出的系列成果，為樹立新時代法治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黨內法規研究呈現規范建設和激活效能并重的重大轉向。黨內法規作為百年管黨治黨的規范淵源，新時代以來占據法學研究資源的權重不斷提升。法學界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即“要發揮好黨內法規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落實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的重大作用”，從堅持依規治黨、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和發揮黨內法規制度效能方面進行學術創新，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關于黨內法規的百年演進和治理之道，宋功德從黨史的視角系統研究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史并認為，回望黨的百年征程，堅持依規治黨、在制度建設上一以貫之，堅持繼往開來、在制度變革上一脈相承，堅持系統觀念、在制度框架上一體布局，堅持正確方向、在制度保障上一綱二目，走出了特色鮮明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之路，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政黨治理之道。關于黨內法規的學理依據，孟濤認為，黨的制度建設邏輯與法律體系建構邏輯合力推動了黨內法規體系的形成。黨的制度建設邏輯決定了黨內法規體系的基本功能和制度內容，影響著黨內法規的結構體例和規范形態；法律體系建構邏輯塑造了黨內法規體系的結構體例和規范形態，服務于黨內法規體系的基本功能與制度內容。關于黨內法規學科屬性，周葉中等認為，黨內法規學展現出本質上“姓黨”，功能上“治黨”，內容上是黨建，形式上是法規，實踐經驗領先于理論研究等學科特點。黨內法規學的理論研究主要覆蓋黨內法規制度基礎理論、黨內法規制度發展史、黨內法規的制定和實施、黨內法規的監督和保障等方面，需妥善處理學術與政治、基礎與應用的關系，形成獨具一格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隨著2021年中共黨史黨建學成為一級學科，大量黨史黨建學者融入黨內法規研究隊伍。由于不同學科知識背景和研究方法的差異，法學者更多注重黨內法規的“法律屬性”，而黨史黨建學者注重“黨建屬性”，如何超越學科局限，精準確立黨內法規學科獨特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以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的法學研究

　　2021年，法學界根據社會發展情勢和各學科發展實際，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給中國法治和法學的時代問題，從社會發展對法治和法學的強大需求出發，除深耕傳統的學科研究議題外，以落實國家戰略和化解新問題為導向設置議題，多學科共同參與，不斷進行學術創新，推動研究成果向現實法治生產力轉化，成為2021年法學研究的一大特色。

　　（一）個人信息保護問題

　　《個人信息保護法》于2021年8月20日出臺，這是2021年度立法建設的最重大成就之一。由于個人信息事關所有人切身利益，事關國家、社會、個人多種身份主體的責任邊界，有著復雜的現代科技背景，理論建設周期不長，同時有民法、刑法、數據安全法等多部法律參與規制，如何依據現有法律資源和理論資源制定出一部人性化、科學化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如何推動這部法律的有效實施，就變得特別重要，由此產生了大量富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憲法根據，王錫鋅立足個人信息保護中個人自救能力不足的困境，強調從公法的視角重新認識個人信息權利束并給予保護。他認為，從權利性質看，個人信息權利束是國家履行積極保護義務、通過制度性保障對個人進行賦權的結果，本質是國家在“保護法”理念下賦予個人保護手段和工具；從功能上看，個人信息權利束既是個人制衡信息處理者的工具，也是國家對數據處理者的規制策略。關于個人信息保護對象，張新寶從個人信息權益的構造出發進行研究，認為個人信息權益的構造包括內部構造和對外部其他主體相關權益的支配關系兩個部分，由個人信息保護法治的價值取向所決定。內部構造由“本體權益”與保護“本體權益”的權利構成。個人信息權益對處理者從國家機關獲得的個人信息數據、對處理者合法處理所得的個人信息數據、對國家機關獲得的個人信息數據分別具有程度不同的外部拘束力。對于個人信息保護中部門法的規制地位，王利明等認為，《民法典》是《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基礎性法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適用應當與《民法典》的實施相結合。周漢華反思個人信息保護和隱私權在《民法典》中交叉適用模式，認為《民法典》引入交叉適用的模式引發不少問題。他主張平行適用，立足于整體制度設計，處理好《個人信息保護法》與《民法典》的關系。歐陽本祺從個人信息犯罪治理的角度認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法益觀應從私法角度轉向公法角度，不是私法上的個人信息自決權，而是公法上的個人信息保護權。

　　（二）數字平臺的反壟斷和營商環境問題

　　隨著數字、數據、數字平臺等現代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推動作用，由此產生的壟斷等負面問題對營商環境的破壞性也逐漸暴露。為實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國家目標，2021年關于數字平臺的反壟斷和營商環境的研究，成為經濟法學、民商法學等學科的研究重點。關于數字平臺的反壟斷監管，孫晉認為，數字平臺動態競爭、跨界經營、網絡效應、寡頭競爭等特征，使得壟斷問題變得嚴重復雜，導致破壞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抑制創新活力，阻礙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強反壟斷監管。數字平臺的雙邊性市場、動態性競爭和顛覆性創新也需要適配的反壟斷監管理論創新，他主張秉持謙抑性理念確立積極的包容審慎監管原則。丁曉東認為，應注重反壟斷中的舉證責任與訴訟程序設置，引入雙邊市場理論，并結合具體商業場景對雙邊市場理論在互聯網市場中進行界定；尤其需要關注平臺與互聯網企業具有市場主體和市場組織構建的雙重屬性，創新反壟斷理論進行有效規制。關于營商環境，石佑啟等認為，營商環境優化與法治建設兩大主題的深度結合，要求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立足于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流變，出臺相應的制度措施與行動方案，而具體的路徑就是通過合作治理。趙旭東從市場主體登記問題切入，研究了商事法律制度建設對于改善營商環境的積極意義。劉啟川認為，營商環境和權責清單在性質定位、制度功能、外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這就為以權責清單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提供了正當性基礎和法理依據。可以對政府權責清單進行頂層設計，并進行法治化建構，確保其制度功能在優化營商環境中發揮作用。

　　（三）部門法的法典化問題

　　2020年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提出要總結編纂民法典的經驗，適時推動條件成熟的立法領域法典編纂工作，自此，部門法的法典化成為2021年法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域。關于法典化的基礎理論，高仰光研究了百年來法典化的三種歷史敘事：近代以來歐陸國家以羅馬法私法傳統為標志最狹窄意義上的敘事、法典化運動與“法”的現代性話語緊密相連意義上的敘事、人類法文明傳承意義上的敘事。他認為，這三種歷史敘事相互交疊，構成了一幅復雜的圖景。朱明哲研究了法典化的模式問題，認為法典化的模式可以分為體系型和匯編型兩種類型。體系型法典在理論上有助于保障法的安定性，實現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但當代法律規范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碎片化特征，單行立法、判例、習慣、個人性質的規范會不斷打破法典的體系。采用匯編型法典更適合當代法治實踐要求。陳金釗從法典化的語用及其意義上對法典化提出不同看法，認為既要看到法典化的擬制性、一般性、體系性、獨立性、自主性特征以及消除規范矛盾、統一法源等意義，也要注意到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以及再法典化主張。關于部門法的法典化，在環境法、行政法、商法、刑事訴訟法、知識產權法、證據法等領域，都呈現了大量討論法典化的研究成果，環境法學科關于法典化的討論尤為集中。呂忠梅就編纂環境法典的必要性認為，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新目標新任務催生編纂環境法典的迫切需求，環境法治實踐中存在的法律適用困境形成編纂環境法典的內生動力，環境法學研究所達成的學術共識奠定編纂環境法典的理論基礎。環境法典編纂不僅條件成熟，而且恰逢其時。在行政法典編纂方面，應松年認為，我國制定行政法典總則的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學習民法典的經驗，采取先制定行政法總則再編纂行政法典的步驟。關保英認為，行政法典總則的編纂可以為行政法治理念和行政法治體系的整合提供良好契機。在刑法典方面，刑法學界有不同認識。周光權認為，我國現行刑法屬于實質意義上的法典，其系刑法法典化立法處于探索和起步階段的產物，在新時代有必要按照法典化的更高要求打造刑法典的“升級版”。張明楷認為，不管再法典化是否以解法典化為前提，由于涉及刑事立法方向的相關重要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國當下不宜對刑法進行再法典化；基于理想主義的法典觀、刑法應追隨民法典的觀念，以及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的特點所提出的盡快對刑法進行再法典化的各種主張，均難以成立。在刑訴法法典化方面，陳衛東認為，由于未經法典化的編纂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完備性與體系性明顯不足，徒有法典之形式而無法典之內涵，直接引發了法外規范大規模膨脹與法律虛化的問題。《刑事訴訟法》在框架上的弊病，集中在基于“分工負責”而產生的職能化立法思路方面，應當以破除職能化為導向進行法典化的構建。

　　（四）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法治化問題

　　不斷提升國家安全制度體系的法治化水平，是法學界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方面，也是近年來法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核安全法、生物安全立法、國家情報法、應急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基礎理論研究開始取得新的突破。關于網絡空間安全立法的基礎，張龑認為，應回到網絡空間本身的跨人格性、跨國家性與跨空間性等屬性，反思我國現行網絡安全立法。在明晰主權國家和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辯證關系基礎上，確立網絡空間安全立法的雙重基礎，構建一套包含立法理念、基本原則與體系構成要素的安全立法基礎性規范。翟志勇對數據安全法的體系定位進行研究，認為在整個法律體系內，《數據安全法》是以憲法為上位法的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之外的一般法律；在安全法體系內，《數據安全法》與《國家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屬于同一層級并行的法律，應立足于數據法體系和安全法體系框架進行體系建構。趙天紅對生物安全刑事立法進行研究后認為，促進《生物安全法》與《刑法》之間的有效銜接已是大勢所趨，生物安全的刑法保護已成為時代課題。刑事立法需要在厘清生物安全法益性質基礎上，將涉及危害生物安全行為的相關罪名進行整體性集中規定，使其從屬于公共安全法益。在對具體罪狀進行規定時，要適當提前刑法介入的時點，采取具有預防性的刑事立法策略。李梁針對疫情安全防控常見的職務型傳染病防治犯罪進行研究后認為，職務型傳染病防治犯罪刑法立法需要專門化，不但應當將主體調整為國家工作人員，而且將濫用職權納入行為類型，同時應當從犯罪客觀方面和罪過形式兩個層次設置三級罪刑階梯。劉小冰認為，應當以緊急狀態法為重心重構我國應急法制，在制度層面制定《緊急狀態法》，明確國家應急決定的法律效力既定、追責和免責等關鍵問題，同時嵌入多種要素。總之，總體國家安全觀下，國家安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自然災害綜合防治、知識產權安全治理體系、中國對外貿易國家安全制度重構、地方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等大量論題均有成果產生。

　　（五）司法改革的深化問題

　　積極關注司法改革動向，對具體司法改革措施進行全面研判、理論提升并促進改革成果的落地推廣，尤其是圍繞《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司法適用和新《民事訴訟法》的修正，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將“少捕慎訴慎押”正式確立為我國刑事司法政策，寫入年度工作要點，“兩高三部”協同推進改革。孫長永等就如何正確把握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內涵、價值和功能，如何完善相關法律規定，拓展實踐路徑，發揮治理效能等展開探討。為因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公安司法機關積極推動智慧警務、智慧檢務和智慧法院建設，力圖借助新興科技實現司法治理的迭代升級，實現更高水平的數字正義。法學界積極研究新興科技賦能司法問題。李訓虎就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規制進行研究，認為刑事司法人工智能面臨著合法性挑戰、正當性隱憂和倫理性風險，主張采包容性規制原理指導司法實踐，深入論證了刑事司法領域新興科技推廣的積極意義。張衛平就民事訴訟智能化問題展開研究，認為智能化技術在民事訴訟領域的應用，對傳統的民事訴訟方式、訴訟觀念、訴訟文化、法庭文化以及以傳統民事訴訟為規范對象的民事訴訟制度帶來了挑戰，民事訴訟法須對司法智能化潮流予以積極回應。對于具體司法改革舉措，學術界保持一如既往的關注并積極推動試點成果的轉化。在對檢察機關企業合規不起訴試點改革進行全面檢視的基礎上，陳瑞華認為，要繼續發揮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這一改革產生的積極效果，確保企業實施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需要解決這一制度與相關訴訟制度的配套和銜接問題，調整這一制度的適用對象，選擇適當的合規監管方式，發布有效的專項合規管理指引，強化合規不起訴在適用中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法學研究中亟待突破的新問題

　　回顧2021年中國法學研究的總體態勢，各個部門法學都在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領域取得新進展，尤其是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法治百年重大成就和經驗研究、重大社會問題的法治化應對研究中有重大創新。但是，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給中國法學的新問題以及人民群眾對法治和法學的巨大需求相比，法學研究存在亟待突破的新問題。

　　第一，繼續深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習近平法治思想博大精深，對于中國已經開啟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意義重大，是確保中國法治事業行穩致遠的根本指導思想。當前，既需要對照文本進行學深悟透的闡釋性研究，更需要站在人類法律思想史的高度從法理上揭示其內在原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具體的法治實踐中作出具體部門法學的理論貢獻。今后亟待將“如何把習近平法治思想轉化成現實的法治生產力”作為重要命題，進行深入研究，這不僅是一般法理學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也是各部門法學乃至整個法律界的理論任務。

　　第二，基礎理論研究與對策性研究并重。法治的實施與公平正義的社會需求尚有距離，亟待從理論上強化。實踐中很多對沖法治公平正義的現象，不是沒有法律規范，而是法律制度的效用激活問題。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如何使既定的法律精神在具體的個案中得到充分兌現，亟待對法的運行機制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效研究。比如，如何規范司法的自由裁量權，如何確保社會高度關注案件不偏離法律精神，民告官案件受理難，依法行政，良好國際環境的法學貢獻，等等，所有這些都不僅是制度建設問題，而且是通過法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問題，需要形成新的學術命題。換言之，作為調節社會關系的法律制度建設的理論研究不能放松，最為急需的對策性研究需要強化。

　　第三，法學“三大體系”研究亟待強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2月中央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示要加強“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作為時代命題，2016年“5·17”重要講話已經開啟這一議題，但關于各學科“三大體系”的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尤其是系統性的學理分析類成果更少。這一現狀雖與我們時代的快速發展和學科面臨的新問題的復雜性關系極大，但也與學科、學術、話語反思意識不強直接相關。這一現狀的持久存在，對于構建各二級法學科乃至整個法學良好學術生態是不利的，更不利于從國家和社會層面發揮二級法學科乃至整個法學的巨大作用。

　　第四，法學研究方法亟待科學化。經過幾十年的法學研究，尤其是立法、執法、司法的反哺，中國法學界積累了比較成熟的法學研究方法資源，成為中國法學研究繁榮的重要支撐。但存在的問題也是明顯的。首先，問題意識的確立不夠精準，探求研究選題的方法比較盲目。選題來自社會發展實踐，也來自各學科既有的學術傳統。選題中既要尊重實踐，也要尊重既有的學術傳統，二者的結合，無論選題大小，對學術都有貢獻。學術研究中為創新而創新的“偽創新”還大量存在，造成耗費大量學術資源的無效勞動。其次，偏離法本質來研究法學和法治問題。整個法律體系乃至各個部門法，都有其特定的調整對象。整個法學乃至各個二級法學科也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各自有著自身豐富的個性。但是，各二級法學科的個性無論如何豐富，法最原始的本質屬性則是同一的。如何把握好不同法學科和法學問題的個性和共性，不至于抓住一點而不及其余，這在政法法學、法教義學、社科法學等各種研究方法運用中都是需要警示的。最后，將比較研究方法和歷史研究方法有效融合。早期的法條比較研究方法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顯得力不從心，進行立法背后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的考察，同時結合法條運行命運進行歷史考察，似乎越發凸顯對于中國的意義。基于域外法制度和學術觀點蘊含著各自獨有的決定性力量，研究中不能以域外法制度和學術觀點為學術準據，更多應從方法上達成比較研究的學術目標。

　　（執筆：李樹民、劉鵬、王博）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法學新聞傳播學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