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 記者 陳彬

“您好，我剛才和學院老師聯系了一下。學院的人好像也不是特別清楚，但實驗室好像是有的……”電話那頭，一所“雙一流”高校的工作人員回復記者。

她口中的“實驗室”指的是這所高校不久前設立的一個文科實驗室。而這句回復中的兩個“好像”，則體現了這個實驗室在該校的存在感。

實際上，自上世紀末國內就開始了文科實驗室的建設。而時至今日，社會公眾乃至高校內部人員，對于文科實驗室還有很多疑問。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就不止一次聽到有人反問：“文科還要建實驗室？”

從“臺賬”到“大數據”

除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的身份外，牛華勇還有另一重身份——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傳播實驗室主任。而這已是他建立的第三個文科實驗室。

“我們已經‘更新換代’好幾次了，全球傳播實驗室是最新的。”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牛華勇講述了他的文科實驗室“建設史”。

據他回憶，這個實驗室的雛形是很多年前，學校為會計專業學生制訂的實訓計劃。“最初計劃是準備一堆臺賬，讓學生通過手工做臺賬，鍛煉他們的會計實操能力。”

但學校很快了解到，市場上已經有了專門的計算機軟件，可以將手工臺賬升級成模擬電子做賬，而這些軟件不僅可用于會計做賬，還有適合其他專業的“沙盤推演”等內容。因此，一個涵蓋貿易、會計、營銷、企業資源計劃、電子商務等內容的實訓中心很快建成了。2007年，該實訓中心成功申請為北京市實驗教學示范中心，牛華勇將這段時間稱為實驗室建設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開端是2012年，他們在原有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此時，我們的數據處理多了起來，并開始與市場機構和企業合作，獲得了大量的真實金融市場數據，同時引入很多先進的金融數據處理軟件和技術。”牛華勇說，此時的示范中心已經類似于一個“技術處理實驗室”。

近年來，隨著實驗室從普通數據處理演變為大數據處理，實驗室也進入了第三階段。“現在我們實驗室遵循的邏輯是基于在互聯網各平臺上的大數據抓取，通過機器學習訓練，提煉出所需要的有效信息，并以此為依據，形成學術論文、撰寫咨詢報告或作出決策參考等。”他說。

記者發現，牛華勇的經歷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幾乎所有受訪的文科實驗室都經歷過類似的歷程。

比如，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社會科學綜合實驗室雖然2020年才正式命名，但據該實驗室主任王娜介紹，多年前他們已經開始建立數據處理類實驗室，并在近年引進了虛擬仿真類的教學軟件，形成了現有的實驗室規模。

與之類似的還有教育部首批文科實驗室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低碳治理與政策智能實驗室。實驗室主任范英告訴《中國科學報》，該實驗室是在北航“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基礎上發展建立的。該中心最早建立于2006年。

即便是在國家層面，對于設立文科實驗室也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

上世紀末，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分批設立了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這成為國內文科實驗室建設的開端；2009年，11所高校獲批國家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建設單位；2020年，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在年度工作要點中提出將啟動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2021年，教育部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名單，30個高校文科實驗室入選……

在這一大趨勢下，國內各省份乃至高校自身紛紛成立文科實驗室。

在公開資料中，記者沒有查到目前國內高校文科實驗室數量的具體數據。但在不久前，山東省教育廳公布了該省高校實驗室體系建設名單，僅山東大學一所高校就有9個文科實驗室入選。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于文科實驗室建設的日益重視，外界往往會產生一種誤解，認為高校文科實驗室是在主管部門的一紙令下，各校‘聞風而動’的結果。”牛華勇直言，事實上，文科實驗室出現的根本原因是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出現，人文社會科學早已開啟了與理工學科的融合。這也決定了借助實驗室模式，將某些理工科研究手段和范式融入人文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中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從這個角度說，國家層面的政策導向只是‘順勢而為’之舉，起決定作用的是學科融合的大趨勢，這說明了文科實驗室的出現是一種‘必然’。”牛華勇說。

文科實驗室能干啥

除了“為何要建”的疑問外，關于文科實驗室，公眾還存在另一個疑問——文科實驗室能干啥？

“在我的理解中，文科實驗室的‘實驗’有兩層含義。” 范英告訴記者，首先是引入理工科實驗研究的方法，建立針對文科問題的實驗環境和實驗平臺，將一些新政策或管理措施在實驗環境中進行模擬仿真，并作精準論證。

其次，對于很多社會經濟問題而言，現實世界可以看作一個大“實驗室”，但這個“實驗室”的輸出數據太大、太龐雜，很難獲取有效信息和因果聯系。“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我們可以將‘現實世界’作為實驗室的一部分，把其中的大數據處理和智能推演部分放在文科實驗室里，目的是對相關政策和管理措施進行評估和優化。”范英說。

以該實驗室正在進行的碳市場相關研究為例，目前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模擬系統，可對碳市場各環節和部分的機制設計進行推演。“包括配額怎么設計，不同配額對不同區域有何影響、對不同人群又有何影響……這些都能在實驗系統中進行效果評估和壓力測試。” 范英說。

根據北航低碳治理與政策智能實驗室網站公布的內容，僅2020年以來，該實驗室拿到的國家級科研項目就有十幾項之多，涉及碳減排、能源安全、電力系統優化等諸多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高校文科實驗室中，既有如北外全球傳播實驗室、北航低碳治理與政策智能實驗室這樣以科研為主體的實驗室，也有大量并不承擔太多科研任務、以服務教學為主要任務的校級綜合實驗中心或學院級別的專業實驗室。王娜所在的社會科學綜合實驗室便屬于后者。

“我們幾乎不承擔什么科研任務。”王娜告訴《中國科學報》，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通過引入仿真類或分析類教學軟件，服務學院的本科教學。“因為目前的課堂教學往往理論性過多。我們要培養應用型人才，除了實地觀察實踐外，更需要通過模擬實驗的方式，讓學生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形成事例，培養其職業素養。”

事實上，即便是以科研為主要任務的文科實驗室，也幾乎都承擔著相當數量的教學任務。比如，北航低碳治理與政策智能實驗室便承擔了全校性課程“碳中和能力提升計劃”的部分實驗教學任務。針對目前高校文科實驗教學在文科教育中相對薄弱的現狀，部分高校已著手建立“多層次、多模塊”的實驗課程體系。

據記者了解，北京聯合大學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就根據基本素質培養、專業核心能力培養、綜合實踐能力培養的要求，設置了基礎平臺系列試驗、專業應用系列試驗、創新拓展系列試驗等課程，以課程體系建設支撐文科實驗教學發展。

變成“機房”的實驗室

既然文科實驗室在高校科研和教學中的作用如此重要，為何卻總給人一種“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感覺？

談及文科實驗室存在感弱這一現象，牛華勇笑言，記者能找到他僅僅是因為委托的“中間人”恰巧參觀過他的實驗室，否則“你不一定能找到我”。

“在學校里，學生一般要比老師更知道文科實驗室的存在，因為學生可能會在實驗室上一些課程，但老師們并不一定關注。”在牛華勇看來，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文科老師“尚未開始關注技術”。

以牛華勇所在的商學院為例，他告訴《中國科學報》，商學院教師從事的經濟、管理類研究通常以統計和計量的方法為基礎開展，但現在的經管研究早已超越了這一原有范疇，開始與計算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進一步結合。

“具體而言，當前經濟管理學科所做的研究，已經涉及大數據處理技術、計算機編程以及背后的數據庫、數據結構處理等一系列計算機技術。”牛華勇直言，這些技術對于很多文科教師來說都是陌生的，這導致他們對于文科實驗室的了解處于初級階段。

對此，某高校文科實驗室工作人員劉偉（化名）受訪時坦言，他所在的學院，四五十歲正值科研“壯年”的教師群體中，能將文科實驗室相關學科問題說清楚的“十個里面不一定有一個”，以至于他在組織某些會議時，甚至都不會通知教齡在10年以上的老師，“因為通知了也沒用，他們幫不上什么忙”。

除了學科特性造成的“曲高和寡”外，文科實驗室存在感弱也有高校和部門本身的一些原因。

實際上，在建設文科實驗室問題上，國家層面是相當慎重的。正如有受訪者所說，“目前為止，教育部僅設立了一批文科實驗室，其設立過程經過了一番精挑細選。這足以說明國家層面對于這件事還是有著很審慎的思考的”。

然而，某些基層單位對于文科實驗室的建設卻并非如此。

“很多實驗室是這樣建成的，”劉偉說，“假設學校有某些經費撥下來，但經費本身是具有一定指向性的。于是，校方便會根據主管部門對于建立文科實驗室的倡導，在論證時將其寫入報告，相關學院再據此組織幾個人寫申報材料。”

“等這筆錢真的批下來，學院就會購買一些電腦放在那里。至于實驗室要做什么，可能本院的老師都不知道。”最終，這些實驗室往往會變成供學生學習電腦知識的“機房”。

對于這種“盲目性”，多位受訪專家均有所提及。

范英便直言，文科實驗室的建設應該規范有序，避免一窩蜂。“文科實驗室要解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具體問題。相較于理工科實驗室，這些文科問題往往與經濟社會發展貼合得更加緊密。作為新文科建設的形式之一，文科實驗室要明確定位在那些適合采用數據、模型、平臺、方法等現代科技手段開展科研、教學的文科領域，體現文工結合的優勢。”

早在2020年，青海師范大學國家教師發展協同創新實驗基地研究員包萬平就曾在《中國科學報》撰文表示，文科實驗室建設要適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研究成果最終為解決復雜社會問題提供戰略支撐。但目前很多大學沒有將文科實驗室作為大學發展的戰略支撐，因此缺乏高水平的實驗人員。

“目前，實驗室工作人員大多為學歷不高的教輔人員，主要負責打掃衛生、管理實驗儀器等，并且實驗室存在建設經費不足、場地不足、設備儀器不足等諸多缺陷。”他說。

需要考慮的“多重因素”

對于包萬平的說法，西部某高校文科實驗室主任李林（化名）深有感觸。

兩年前，李林所在的文科實驗室需要更新一些設備。在學校的支持下，他們很順利地購入了所需的教學軟件。但此后，學校卻以文科實驗室沒必要購置太高端的計算機為由，拒絕了他們更新硬件設備的要求。

“我們的計算機已經用了七八年時間，很難支撐新軟件的正常運行，導致一些課程無法正常開展。”李林表示，該實驗室的一門本科實驗課程就是因為系統太過卡頓，其中的一半課時都出現了電腦系統崩潰的情況。

“類似現象在國家級或省級文科實驗室中不太多見，但在以教學為主的校級、院級文科實驗室中時有發生。”李林說。

經費投入還不是他們遇到的最棘手問題。

不久前，李林所在的學校剛剛完成新一輪的職稱評聘。該校200多位文科實驗室的一線實驗員中，具有正高職稱的實驗員只有5人。

“在文科實驗室，能評到副高職稱就已經到‘天花板’了，再往上走幾乎不太可能。”李林說，究其原因，學校對他們的考核方式依然以項目和論文為主，而文科實驗室，尤其是以教學為目的的文科實驗室更側重于對本科教學的服務和支撐，其內部人員并不會過多參與科研項目。

因此，“這種‘一刀切’式的考核模式，對于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來說，難度太大了”。李林說。

那些以科研為主的文科實驗室又是否適應目前的考評方式呢？

對此，某高校科研管理部門負責人表示，目前高校對于文科實驗室的評價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指標體系，大多沿用了理工科實驗室的評價指標，如科研經費到款、國家級項目數量、高水平論文發表等，而這并不和文科實驗室的實際情況相匹配。

“這不難理解。”她說，相比于理工科實驗室，文科實驗室的研究內容要更貼近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這導致很多研究成果的最大價值并不在于發表了什么頂刊論文，而是其實際產生的指導意義。

以北航低碳治理與政策智能實驗室為例，該實驗室的一項重要研究使命是對我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低碳治理提出“中國方案”。這背后的價值顯然不是一兩篇論文所能概括的。

與理工科實驗室評價標準不匹配的同時，文科實驗室的評價標準與針對文科實驗室人員個人的評價標準之間也存在一定距離。

范英告訴《中國科學報》，通常情況下，對于文科研究的評價往往側重于評價個人，畢竟一般的文科研究以“單打獨斗”居多，但文科實驗室的科研卻幾乎都是“團隊作戰”。這種情況下，“一把尺子”肯定不行，如何針對實驗室的不同崗位設置不同的評價考核標準，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正是考慮到上述不同的條件和限制因素，有學者在受訪時甚至直言，現階段要形成一個完善的文科實驗室評價標準“幾乎不太可能”。

該學者表示，當下文科實驗室在國家和地區層面依然處于全方位布局階段，但不同實驗室的目標定位、用戶對象、組織管理存在明顯差距。“在此情況下，我們首先要做的可能不是奢求一個成熟、合理的評價標準。老老實實地對不同實驗室進行層次和性質的劃分，使其形成相對清晰的概念才是更加實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