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活動可以清楚地表現出北京人生活的變化。那些數百年流傳下來的、傳統的娛樂方式如：看戲、吃宴會、聽說書、看中式賽馬、聽歌女演唱或欣賞雜技表演等，仍然占據著顯著的位置，不過現在都有了一些改變。‘新型’的話劇已經出現，說書人除講老的歷史故事外，也在講一些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北京還有一些完全新式的娛樂，如游泳、臺球、電影、公園和‘新世界’（如同紐約的科尼島）。今后的數年中將驗證出哪些老的娛樂形式可以保留下來，哪些新的娛樂方式真正具有價值并適合中國人，同時也將決定新的娛樂活動會商業化到什么程度，能否為敢于承擔風險的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利潤。”

上面的引文是美國人甘博于20世紀20年代對北京的娛樂活動的觀察，他注意到了北京娛樂空間中傳統與現代兩種娛樂活動并存的狀態，并且敏銳地意識到了現代娛樂方式在北京發展的空間及其限度。

下文選自《帝都，國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間變遷與文化表征（1898-1937）》，將以電影院為對象，考察國都北京娛樂空間的變化及其對北京市民娛樂、生活方式的影響，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帝都，國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間變遷與文化表征（1898-1937）》，王謙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2月版。

電影的傳入，

改變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

娛樂方式的變化既能體現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也能體現時代的變遷、思想觀念的演變。清末民初，一些流行于西方的娛樂方式如臺球、電影、現代體育運動等開始傳入北京，豐富、改變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其中，電影的傳入以及興建電影院的影響尤為巨大。

電影作為一種利用聲、光、電等新技術的現代化娛樂方式，最早于1895年誕生在法國巴黎。1902年，“外人有攜帶影片及發電機來京者，商諸各戲園而園主無敢借地演映者，蓋發電機既為前所未睹，而活動影片尤足令人驚異，嗣多方疏通，始在打磨廠福壽堂得一席地以演映焉。初時好奇與膽壯之人略敢一觀，后常人始有買票入座者”。這是北京電影放映之始。

1903年，中國商人林祝三從歐美攜帶放映機與影片回國，在打磨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這是中國人在北京放映電影之始。自1905年始，北京民間的電影放映活動逐漸增多，并受到人們的極大歡迎。但當時電影放映還沒有正式的場所，“放映電影設在臨時搭建的大布篷里，幾條長凳，觀眾納幾個銅元，即為入幕之賓”。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有外商在東長安街路北開辦了北京第一家電影院——平安電影公司，這家電影院只對外國人開放，放映有情節的偵探片、滑稽片。此外，北京的各戲園也紛紛在晚上放映電影。

然而，電影這種現代化的娛樂方式登陸北京之后并沒有獲得快速發展，而是受到了清政府的嚴格管制。1907年2月,清廷御史傅壽向朝廷上奏，指出：“近日各戲園夜間添演電影，男女均準入坐，而電影又非將燈光全行收暗不能開演，流弊尤不可問”，而且放電影所用“電鍋等項極為危險,前者三慶園因電機爆響，男女逃避，傾跌奔撲，甚不雅觀”，并要求京城的各戲園禁賣女座。然而，主管此事的外城巡警總廳卻為電影放映事宜做了辯護，指出男女座位分別于樓上樓下，又各有出入途徑，無傷風化，而且凡內容有傷風化的影片都一概禁演，上演的影片則可增進觀眾的知識見聞，因此不應禁止電影放映。

此后，又有官員向朝廷上奏,請“戒游蕩以汰冗費”，朝廷則要求：“外城戲園開演夜戲，著民政部即行禁止。”外城巡警總廳再次據理力爭，認為京城上映電影，發起于洋商，推廣于華商，與其聽任洋商攫取國人的資財，不如使華商分外人之利益。至于“外城戲園所演電戲，本廳有規則以取締之，有警員以監臨之，有時間以限制之，尚無妨礙之處”。但總廳的努力并未奏效,直到該年年底,電影在京城內仍被禁演。

到了1908年，禁演電影的禁令才稍有松懈，“以后至宣統初年，大柵欄三慶園開演電影，是時清室已銳意維新，朝野講西學者已多，對于洋貨之猜疑亦漸釋，至所映情節已有小段故事……據言小醇王福晉最愛在三慶看電影，所謂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于是觀者漸形踴躍。計在一二年間，演電影者除三慶外有文明、慶樂、天樂等園。然舊戲園座位不佳，大柱林立，阻礙視線，電影不比大戲之可以耳代目，而人民對電影之嗜好亦無聽大戲之深，故仍未能與大戲相抗衡也”。

吳宓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初至北京求學時與同學一起到戲園中觀看電影之事：“（1911年2月7日）晚間偕南君、張君至大柵欄慶樂園觀活動影戲，此間謂之升平電影，各劇園于晚間皆演之。形式一切與吾在陜所見者無異。演者術尚純熟，其活動片亦具色彩。有放煙火者黃綠畢呈，色煙縷縷。未知其色料如何施法，思之蓋涂彩色于活動片上者。若其全部皆現一種色光，則必于石灰燈中置有他物，故成諸種色光也。”此外，新開幕的東安商場吉祥園開始放映電影，隨后，西城護國寺街的和聲園，西單口袋胡同的新豐園，西甲西安市場的西慶軒茶園，也都相繼放映電影。

清政府之所以禁止電影在北京城中放映，除了可能造成安全隱患，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電影上映所造成的男女混坐、市民“游蕩”等有違社會秩序的問題。清政府對電影所下的禁令，是他們看到了現代化的電影對現有社會秩序所構成的威脅后的必然反應。

民國之后，原有的電影禁令不復存在，北京的電影院也進入了新的發展期。北京第一家電影院平安電影公司經過停演擴建，改名興利平安電影公司重新開張；1913年，前門外大柵欄大觀樓電影園正式開業；1916年，華北電影公司在東長安街老北京飯店開設北京電影園；1917年，中央公園、公安電影院相繼開業；1918年，前門外香廠路新世界電影場開業；1921年，東安門外大街真光電影劇場落成。

在短短的幾年內，北京之所以有數家電影院開業，除了電影本身的藝術特征吸引觀眾，還與輿論、電影院的主辦者對電影功能的宣傳有關。

在北京這樣一個古都

新建電影院并非易事

電影本是娛樂項目，但電影在進入中國之后并不是被看成是娛樂消遣之器具，而是被當成教育民眾、增進知識的娛樂活動引入的。1913年，有一位丹麥人向中國政府申請在中國各大城鎮開設電影院，“聞其所述理由則曰為開通人民知識起見，并愿以所收之費百分之五撥歸各地方，以充行政及他項經費”。顯然，這位丹麥人已經意識到了若僅將電影定位于娛樂，則很難獲得中國政府的認可，轉而為電影披上了一層教育民眾的外衣。

這種理念很快得到了國人的認同，國人也認為電影與教育關系密切，指出外國政府對于電影事業的重視可為中國借鑒，“就英國言之，關于活動電影未制之先，有研究會焉，既制之后，有審畫會焉，未經審畫之電影，不能用也。其政府及教育家，均視為重要之一事，故能一面干涉，一面進行”。因而主張中國也應仿效之，“宜就都會視地勢大小，由教育部、行政機關建設影數，所以為模范，有宣講所者可利用，其地址與宣講相輔助而行，有戲館、茶館者，亦可借地添演”，而電影內容則應選“古來歷史之陳述，改良社會之小說，動、植物發育之狀況，中外名勝之實景，凡有益于道德知識者，悉可采入，久則愈精”，總之，電影“不惟有裨風化，抑亦開辟利源之一端也”。

1920年以后，中國的電影事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期，此時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有關電影的專業報刊，發行較早的《電影周刊》在其“發刊辭”中明確說道：“二十世紀之電影事業，儼然成為一種勢力，足以改良社會習慣，增進人民智識，堪與教育并行，其功效于為顯著。”

像其他如《電影雜志》《電影世界》《華北畫報》，以及上海發行的《影戲叢報》《電影月報》《銀星》等電影刊物中無不宣稱電影對于教化民眾、開啟民智的重要作用，甚至認為電影“為含有教育意義之娛樂，為父母者能攜帶子女常觀有益之影戲，必能補助家庭教育之不及”。可見，電影在最初并不是僅僅作為娛樂，而是作為教化工具引進、對待的。直到1930年以后，電影仍是作為教育工具加以提倡的：“電影不僅是公共的工具，并且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宣傳利器，它足以直接影響都市中市民的知覺和思想，而間接可以影響他們犯罪之行為，我們應當要把都市中的電影變成社會化，取締私利而注重公利。”

在清末，電影因有傷風化、“甚不雅觀”而導致被禁，難謀發展，但當電影抓住了補充教育、改良社會這根“救命稻草”后，終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百姓的娛樂生活，而興建電影院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北京真光電影院在開業廣告上也明確表示：“敝院之設原為輔助教育、改良社會、灌輸智識起見，選影片助慈善、維秩序，力所能至，不憚講求。自先設第一分院于中央公園以來，抱定斯旨，立意實行，想亦為社會所共見，故以性質論之，敝院雖為營業之一種，而其設立之初衷，實抱增進國民智識、促進改良社會為宏愿。”此外，真光影劇院還承諾，在營業期間，“輔助公益慈善事業，選演有益影片及中外戲劇，不收受不正當不道德廣告，灌輸新智識、代理訂購各種電影書報”。如此一來，電影放映的商業活動、電影院這一現代娛樂空間也就獲得了輿論上的合法性。

然而，在北京這樣一個古都新建電影院并非易事。電影院對建筑空間、電力供應都有特殊的要求，在民國初年北京城市總體封閉格局沒有打破的情況下，新建電影院面臨著許多現實的困難，于是人們在原先租用戲園放映電影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將傳統的戲園、商場或其他公共建筑改造為現代化的電影院。

1907年北京早期電影放映場所之一：西單市場文明茶園（圖片來源：田靜清：《北京電影業史跡》，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913年，有商人“因見大柵欄大觀樓商業蕭條，特集合股本多金將該樓內容改造，白天演唱女落，晚間試驗電影，仿照海式售賣客座，定名光明，于日前呈請京師警察廳批準立案，以資營業”。大觀樓自改為電影院之后，“生意異常發達”。此后，北京的電影院建設開始進入穩定發展期。從1907年平安電影院興建始，至1937年日軍進京之前，北京先后興建了30余座電影院。

電影院的出現

改變了城市的空間面貌

作為一種現代化的娛樂方式，電影的引入更新了北京市民的娛樂觀念，人們對電影所帶來的視覺體驗感到新奇：“百怪千奇電影開，虛無縹緲起樓臺。世間萬事原如此，那個繁華夢覺來。”同時，電影院的出現也改變了城市的空間面貌，一些西式的影院建筑先后拔地而起，為古都北京帶來了新的視覺體驗。

另外，這些電影院也以其先進的現代化設備為噱頭，向市民宣揚電影院可以提供現代化的娛樂體驗，如真光電影院在廣告中就宣傳其先進的設施：“自備磨電機，光線充足；座位按最新式仿造，適合體格衛生；聘請俄官樂師盧布君及大學教授伯齊治君奏演音樂；設觀客洗盥室及西式廁所，均備冷熱水；冬夏季均設抽氣機器，使院內空氣時常新鮮；全院電燈均用間接光線照耀法及散光光線驗證法；映演中外戲劇均按照歐美戲場用電光新法。”“系最新式銅骨洋房，純立體式，門面廣5丈余，長12丈。粉飾極盡富麗堂皇，食堂設備尤為精致”，“樓下為五合板木椅，共580張，樓上為最新式之鋼條沙發”，“調節空氣之設備冬季有水汀，夏季有電扇及抽風機。日常通空氣有抽氣機，廁所設備亦為最新式抽水馬桶及一切洗盥器具”。

因此，在北京以傳統的說書場、戲園、茶館為主的娛樂空間中，電影院就創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娛樂體驗，電與光的新技術給人們帶來了視覺上的刺激，電影院仿效西式的空間布局、內部設施也都向人們展示著西方娛樂方式的優越，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為了使北京市民適應這種新的娛樂方式，真光影院在其開幕廣告中呼吁：“請來賓注意公德，安守秩序，入座脫帽，守靜少談，不亂拍掌，不作叫好，不要吐痰，不疑他人，自重自愛，保全公安。”觀看電影這一新的娛樂方式對北京市民來說無疑是一種充滿好奇的體驗，也預示出一種新娛樂觀念、生活方式的到來。

光陸電影院外景（圖片來源：劉昌裔：《北平電影業調查》，載葛兆光編《學術薪火——三十年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畢業生論文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頁）

據甘博在1920年的統計，當時北京共有6個劇院放映電影，“全部電影院上座達到3000人”。而在1928年，北京“每天也有六七千人消磨在電影場”。可見，當電影被引入北京之后，還是吸引了大量的北京市民前去觀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走進電影院觀看電影，在北京，觀看電影有著特定的人群。

就觀眾的國籍來說，外國人在北京的電影觀眾中占據了相當高的比例，特別是平安、光陸、真光三個內城的電影院，因與使館區相鄰，前來觀看電影的人數中外國人占了30%以上，其中平安電影院“外人往觀影片者最多，與中國觀眾相等”，光陸、真光兩家也因“設備完善、座位舒適，故足以迎合歐美僑民之心理”，而其他設施較差的影院外國人就較少涉足，“三等影院外人更纏足不前矣”。

這幾家影院因觀眾多為外籍人士，因而所放映的影片也以外國電影為主。其中，真光影院因“該場每日來賓，旅京外國人士，居其大半，若為中國劇間雜其間，反足令外僑裹足，影響電影營業。故此后該劇場每日專演歐美著名電影，以極力提倡高等益智之娛樂”。就觀眾的性別而言，“一般情形，電影院中之觀眾，皆男多女少，100名觀眾中只有30個女性，只有‘真光’一家，女客數目較多”。電影院中的女性觀眾數目較少表明北京的社會風氣仍顯保守。

實際上，民國時期北京政府對電影院仍實行嚴格的男女分座制度，這個禁令直到1930年8月才由大觀樓影院打破，“在城南率先實行男婦同座”。就電影觀眾的階層身份而言，劉昌裔將之分為中學以上男生、中學以上女生、其他成年婦女、政學界其他機關人士、商界、軍警界、男兒童、女兒童、其他九類。其中，“頭等影院之觀眾以中學以上男女生為最多，次屬政學界及文化機關人士。此蓋因北平市學生人數眾多，學生多喜看電影。文化政治界紳士為握有優越經濟權之社會階層，故娛樂之機會甚多”。此外，商界人士亦是電影院的常客，大觀樓影院的商界觀眾占80%之多。

綜上，電影在民國北京仍屬于娛樂活動中的“小眾”項目，電影院也不是人人都能進入的公共空間，電影院的高昂票價也成為北京市民觀看電影的一大障礙。總之，電影在北京并未成為一項普通的大眾娛樂項目，看電影在北京仍是屬于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社會地位、經濟實力的人群的小眾娛樂。

即便是這些小眾的電影觀眾，他們對電影的欣賞能力、去電影院的目的也不盡相同。有人將北京的電影觀眾分為“為研究學術的、為娛樂的、為談笑的、醉翁之間的與為應酬會友的”五種，“他們不盡都崇拜電影，有許多是來解悶的，有許多是來談話的，也有許多是來找外遇的”。

長期活動于上海的劇作家、演員陳大悲也認為，北京電影院的“大多數觀眾，喜歡看曲折的故事和熱鬧的情節”，“只有少數的智識階級，專喜推究一劇中包含的意義”，還有一類觀眾是經常光顧戲園的票友，因為“學時髦的緣故”來電影院，“他們有一種特別容易使人辨認的習慣，就是高聲喊茶房找座，高聲談笑，高聲咳嗽吐痰，甚至于高聲罵人等等。這一類觀眾，并不需要甚么好影片壞影片，他們不過是借此消遣或是會會朋友談談心曲而已”。顯然，就北京來說，一個成熟的電影欣賞群體還未形成，真光電影院所期待的“文明觀眾”也未培養起來，北京市民仍然按照他們傳統的習慣去欣賞電影，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對北京市民娛樂生活的影響是有限的。

與同期的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

北京的電影市場較為落后

在北京的娛樂場所中，電影院也曾經有過一定的繁盛局面。據1921年的調查顯示：“計自民國元年至今十年間，京中之演映電影者依次開辦有丹桂、大觀樓、平安、中華舞臺、一洞天、新世界、城南游藝園、真光、中天、開明、北京電影院、隆福等場，此中雖有時演時絀，然目下存者尚有七家之多，至于夏季之中央公園（今年系真光所辦）每禮拜四之青年會，及每多兩星期一次協和醫院并開明公司之堂會，電影每禮拜約二三次之多，其觀看電影之人數雖無統計表冊可尋，然約略計之當十倍于十數年前，且不只設演映電影事業由此蒸蒸日上，吾敢斷制造影片事業國中必有杰出者倡之也。”

盡管如此，北京的電影市場與同期的上海、天津等城市相比則較為落后。美國商業部曾在1927年對中國的電影市場做過一次調查，他們的調查中提到，“中國目前有一百零六家電影院，共六萬八千個座位，它們分布于十八個大城市”，其中上海即占了26家。

在同一時期，天津的電影院亦有12家。我們在前文表格中所列出的北京電影院只是在北京歷史上曾放映過電影的總數，真正同時存在的電影院基本從未超過10家。在1923年的《北京指南》中，正常放映電影的電影院為大觀樓、中天電影臺等共計10家，而同期的戲園則有三慶園、文明茶園、天和園、廣和樓、廣德樓等22家，另外還有影戲班15家。在1935年的《北京指南》中，正常上演的電影院只剩下光院、真光、平安、中央、中天、大觀樓、飛仙、社交堂8家。

北京的電影院非但在數量上不占優勢，在硬件設施、觀眾數量上也不發達。除了真光劇院的設施較為先進，北京其他的電影院如平安、明星、中天、大觀樓等，或是原由戲園改成，或是建筑不符合電影院的要求，不是空間狹小，就是空氣不暢，在硬件設施上已處劣勢。在軟件方面，“北京看電影的程度是很嫩的，他們所喜歡的，以熱鬧滑稽為主，所以情節高尚的中國影片在北京簡直叫不起座。六家電影院，分布在偌大的北京，賣座多半都很清淡”。總體而言，北京市民對電影的態度遠不如對戲劇熱衷，北京的電影業，“如云發達，固猶未也”。

上海的一位電影界人士則進一步指出，北京的電影院“總共起來不過只有真光、平安、中央、中天、開明、中華、明星、大觀樓八處，其中要算真光、平安、開明三家最為華麗，屋宇寬大，適合衛生，不過票子太貴，看一次至少亦要一尊袁頭，所以里面的顧客，多是一班達官貴人。中央、中天亦還說得下去，地點適中，觀客以學生居大半，所以生意非常發達。至于中華、明星、大觀樓卻全是舊式戲園所改造，空氣既不流通，座位更不舒適，又加上專映開倒車的片子，所以光顧的客人總沒有像看楊猴小余那般踴躍”。特別是國都南遷之后，北京的電影事業更是一落千丈。據北平市社會局193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北京正常放映的9個電影院觀眾寥寥，幾乎全部虧損。

撰文/王謙

摘編/安也

編輯/青青子

導語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