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才妃

教育部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共有2688所。其中，“雙一流”大學僅有137所，包括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雙非”院校共2551所，占比高達95%。

離2020年考研時間結束剛過20多天，成績尚未公布，安徽某地方院校本科生王曉就投入到新一輪考研備戰當中。

“像我們這樣的大學，整個學院一年能考上10個人就非常了不起了。”王曉的輔導員李涵說。而畢業自原“211工程”高校的李涵清楚地記得，當年全班32人，考上研究生的就有10余人，這還不算保研的同學。

王曉所在的高校既不是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也不是一流學科建設高校，而是一所名副其實的“雙非”院校。每年都有部分學生加入考研大軍，但又齊刷刷落榜。“有人研究生畢業了，而他曾經的室友還在4戰考研。”

“究竟是考研變難了，還是自身水平下降了？”夜深人靜之時，王曉總是忍不住思索這樣一個問題。

“追光”之路越來越窄

留給“雙非”院校學子考研逆襲的賽道，越來越狹窄了。

教育部在2013年發布通知要求，高校招收推免生數量不得超過本單位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的50%。但在那之后若干年，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名校時有超過這一比例。

名校接收的推免生中“雙一流”高校生源占比居高不下，接收的非“雙一流”推免生數量有限。

與此同時，我國考研報名人數逐年暴漲，2016年177萬人，2017年200萬人，2020年341萬人，2021年377萬人，近5年增長了200萬人。

“如果按平均數來算，5到7年前，你和對手的競爭是1對1，而現在是1對4。”李涵說。

在這場依舊是“拼成績”的大考中，一些“雙非”院校看到了“生機”，將平時課程調整為考研科目，全力支持學生沖刺名校。但事與愿違，曲阜師范大學等考研基地的出現，反而加重了考研環節“雙一流”高校對“雙非”學子的排斥。

他們的命運被捏在“雙一流”高校復試官手中。王曉的師姐曾初試高分考入北大，卻在復試中落敗。“‘雙非’學子留給復試官的刻板印象是，死讀書、科研能力不足。這就跟大眾消費心理一樣，在對商品不了解時，你肯定會選擇更有保障的品牌。”李涵說。

事實上，“雙非”院校以培養為地方服務的人才為主，在學業上更理想的上升路徑是專業碩士。尤其是2020年，我國加大專業碩士、專業博士的擴招力度，給“雙非”院校學子帶來一線曙光。

但這條路，同樣不順暢。

專業碩士被認為“低人一等”、專業碩士與學術碩士培養同質化……重重詬病，讓王曉等考生在報考的門前徘徊。一些高校的專業碩士，更是在復試階段成為了學術碩士調劑的“后備軍”。

換句話說，無論是考專碩，還是考學碩，進入復試時，你面對的都是同一批復試官，或許還是同樣的標準，落敗的幾率并不小。

當然，考研并不是“雙非”學子逆襲的全部。有人有一技之長，畢業后創業白手起家；有人一早申請了國外高校，畢業后以“海歸”身份淡化了“雙非”標簽，但他們畢竟都是極少數。

而作為主流的逆襲通道，考研尤其是考名校的這扇門正悄悄地向他們合攏。“多輪備考、二戰考研，靠考研的誠意打動考官，實在是無奈之舉。”王曉說。

人才培養陷入“惡性循環”

也有人質疑這一群體參差不齊的水平。

畢竟在王曉的身邊，有不少“溫水煮青蛙”者。“他們也上課，不遲到、不逃課，考試也能通過，但從來拿不到獎學金，也不參加任何比賽。”

李涵曾問這部分學生，他們一天的學習時間有多少？學生想都不想告訴他，“上課不就是學習，上完課就去玩。”游戲肯定是打的，但礙于輔導員詢問，只敢勉強地說：“一天不超過兩個小時。”而且，還帶動了身邊的男生、女生一同加入。

這部分“無欲無求”的群體，成為“雙非”院校“沉默的大多數”。

而對于想努力發憤的學生來說，信心不足又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大問題。

競賽獲獎是考研復試的籌碼。然而，在2015—2019年全國普通高校學科競賽排行榜中，前10名被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包攬，前100名中有66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這些獲獎項目很多是由教師項目轉化的學生項目，‘雙非’院校科研跟不上，很難從中脫穎而出。”李涵說。

“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考研時想都不敢想。視野不夠開闊，是‘雙非’學子考研時的通病。”畢業于某“雙非”院校的張藝，讀書期間幸運地遇到了一位毛概老師，“是他一步步指引”，最后張藝才下決心考取了北大。

但對于更廣大的“雙非”學子來說，“普遍缺少一位引路人”。張藝畢業后，進入福建某高校當老師，曾向學校建議設導師制，但直到他離開這所高校，相關制度依然沒有建立起來。

即便有，在趙曼所在的某中部“雙非”院校，也不過是擺設。

她所在的高校去年上半年開始實施導師制，但直到年底教研室主任才匆匆忙忙地把導師與學生按學號隨意分了一下，學生根本不知道有這一政策存在。之所以年底匆忙分配，是因為要計算工作量了。

而所謂的工作量，制度上不可或缺，但又“雞肋”十足。指導一名學生一年，算作1.5個工作量。“上一年課起碼有300多個工作量，辛苦指導學生才給1.5個工作量，在一些老師眼中導師制約等于白費心血。”趙曼說。

這些年當地的房價翻了一番，但教師的工資只漲了一點兒。

慢慢的，一些“腦子活躍”的教師紛紛在外面開設培訓班、公司，甚至把學生介紹過去兼職。有的教師給學生的工資很低，導致一些負面言論在校園里流傳。上課事實上成了這些教師的副業，沒時間備課就直接把培訓班的講義搬上講臺。

“單純的師生關系，變成了老板與員工的關系。課堂上，教師和學生都變得非常功利。”趙曼說，為了應對評教，一些教師在課堂上“哄”著學生，找點有趣的故事來逗逗他們，卻沒教多少實質性的內容。

而學生也“會意”得很快，“看準了學校鼓勵學生向應用型方向發展，各種請假條像雪片一樣塞來”。有人上課上到一半，突然請假去實習，也有人曾拿著學車的假條要求請假。教師無從辨別事由的真偽，只能準假，但那份授課的熱忱卻被逐漸澆熄。

“沒有高質量的師資，又何來高質量的學生？”曾經在杭州師范大學和浙江科技學院擔任校長、現為浙江大學教授的葉高翔表達了這一觀點，但又很無奈地表示：“‘雙非’院校很難吸引高水平人才，即便有幸引進個把人才，又很快地流向更高的平臺。”

人才培養陷入“惡性循環”，而這僅僅是“雙非”院校自身的問題嗎？

缺少逆襲的“資本”

就像柔道場上的“以小博大”，看到小個子戰勝大個子，觀眾總是忍不住叫好。未來，是否還存在一絲可能，讓這樣的精彩在“雙非”院校上演？

教育部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共有2688所。其中，“雙一流”大學僅有137所，包括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雙非”院校共2551所，占比高達95%。

然而，儲朝暉指出，高等教育的財政經費分配卻是典型的二八制，20%的人享受80%經費，80%的人分配剩余的20%經費。“雙一流”建設，將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與“雙非”高校經費之間拉大到指數級別。

留給地方院校的只有個別建設工程。如被稱為“小211工程”計劃的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一期和二期總共僅涉及137所高校。其中，還包括13所原“211工程”高校、3所一流學科重點建設高校。

而就生均撥款而言，也存在很大差異。據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介紹，目前國內高校分為部屬院校和省屬院校兩大類，每類又分為兩個等級，前者3萬至4萬元，后者為1.2萬至1.8萬元。“生均撥款五花八門的尷尬局面，與國家財政、地方財政能力的大小有著復雜的聯系。”而絕大多數的“雙非”院校辦學經費來源，主要來自生均撥款和學費收入。

“國家對‘雙一流’大學的政策傾斜度最大，對高職高專的政策傾斜度也在加碼。唯獨中間層——‘雙非’院校的政策傾斜度最小，其中又以新建本科院校最甚。”洪成文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人才引進要高薪和平臺、落實導師制需要增加編制、教師收入有待提高、鼓勵學生參加學科競賽需要投入……缺少“資本”底氣的“雙非”院校，想要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又談何容易？

自主權用好了嗎

為了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讓更多人有逆襲的可能，籌措經費對“雙非”院校而言是更要緊的事情。

“‘雙非’院校自身籌措來的經費比重，少得可憐、幾乎沒有。”洪成文建議，這類院校應擴大資源渠道，讓其更加多樣化。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情況？

在他看來，首先在于高校向社會籌資的主動性不足。新建本科院校忙著迎接合格性評估、審核性評估等各種評估，在時間、精力上難以為繼，無法進行資源渠道的擴展。

其次，地方政府對高校自我籌措資金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甚至反過來加以限制。“籌到錢后要解決兩個審計上的問題——怎么花、花得好不好。很多高校領導都有一個錯覺，不找錢就不惹麻煩，找了錢還可能受連累。受連累的思想，會給校領導的積極性帶來很大打擊。”

“要給地方院校更多的自主權，地方院校也要用好自主權。”儲朝暉說，現在很多地方院校被管“死”了。比如，地方院校沒有獨立的外事交往權，相關活動必須接受當地外辦的監管。“未來是否可以靈活一點？地方院校達到某一水平，就擁有獨立的外事交往權，可不經過當地外辦的審批，讓它們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當然，也有地方院校自身的問題。儲朝暉發現一個現象，越是中西部地區，對于英語四六級考試棄考的懲罰就越是嚴重。“機械死板的管理，把學生的學習活動變為高中階段的簡單重復。越是底層的‘雙非’院校，類似的官場作風越是明顯。”

采訪中，受訪者紛紛表示，我國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結構亟須改變。

葉高翔告訴《中國科學報》，目前，應用型人才緊缺是制約我國“卡脖子”問題解決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211工程”推出之后，就有人建議設立應用類的“211工程”計劃，大力培養我國的應用型人才。而“211工程”完成使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雙一流”建設。“未來可否醞釀國家級的應用型‘雙一流’建設計劃？在評價此類高校和人才時不‘唯論文’‘唯帽子’，而是重在解決國家和生產一線的重大需求。”

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曾在全國兩會上呼吁，地方大學建設不只是地方政府的事，要進一步打破中國大學的身份限制，樹立全國一盤棋的理念，將地方高校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對地方大學建設進行剛性約束，推動地方大學由大變強。

需要教育家辦學

籌款之外，“雙非”院校人才培養的“惡性循環”，能否通過內部治理加以規整？

趙曼所在的“雙非”院校并不缺少改革，甚至是“三天兩頭改革”，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最后都無法很好地落實。

“需要有一位有志向的校領導去做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工作或符合他意志的改進，這比所謂的整體性改革更有效，即需要真正的教育家辦學。”儲朝暉說。

在現實中，一些有志于改革的校領導行為，或許讓人不能理解。

他舉例說，比如，校領導從一所“雙一流”大學調任“雙非”院校擔任校長，但是他選擇工資仍在原來的大學領取。表面上看似乎是對現在的大學沒感情，但他所做的事又對現在的大學起到關鍵性作用。“某種程度上，這樣做避免了他與現在大學內部的領導班子產生經濟利益上的瓜葛，減少了改革的障礙。”

儲朝暉認為，加強與辦學水平高的大學交流，選拔一批真正有專業、有抱負的人到“雙非”院校擔任要職，這種方式對于提升“雙非”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更有幫助。

“在新的時代，‘雙非’院校發展一定要堅持創新發展、特色發展、錯位發展。人才培養質量應注重其未來的創造力。所謂創造力并不是僅僅看學生的考分，更應該體現在學生未來能否為企業、為國家、為人類帶來創新、突破和貢獻。”葉高翔強調，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分不同類型的，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學生。

對此，儲朝暉提醒道，“雙非”院校要找到自身優勢、逐漸提升。“這是一條重要路徑，如果這一路徑沒有走通，只是簡單地強化應用型標簽，反而會陷入低層次建設的循環當中。實際上，對于‘雙非’院校而言，只要做得好就有應用前景，反之做不好就容易被淘汰。”

在洪成文眼中，“雙非”院校已經有了一些逆襲的標桿。比如，合肥學院作為“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與德國薩克森州30多年來保持密切聯系，吸收德國先進的辦學經驗，成功地實現了本土化辦學，在應用型人才培養上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

“未來在人才培養上，通過生涯發展規劃來提高‘雙非’學子的信心，這是第一步。”洪成文說，“第二步是將個性化的生涯規劃落實到‘雙非’院校的教育方式中。新建本科院校容易攀比高水平大學，攀比的結果是自己找不著北。怎么在制度上落實個性化培養？有部分院校已開始實行雙軌制或多軌制，把學生分成三個不同方向、層次加以培養。這是一個值得提倡的辦法。”（文中部分受訪者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