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共產黨應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提升自身建設質量和領導能力的信息化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內容構成和內在要求。以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為依據，基于信息技術與信息資源兩個維度對黨的信息化歷程做總體分析可以發現，黨的信息化共經歷了相互交錯，但有所側重的六個階段。在信息技術維度經歷了由單機計算機到手機，由固網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由單向傳遞技術到信息交互技術、信息智能分析技術的迭代；而在信息資源維度，則經歷了信息局域網化到單一工作領域信息互通，從單一工作領域信息資源系統化到跨工作領域互通，從跨業務系統集成到樞紐平臺型集成的躍遷。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的信息化；信息技術；信息資源；中國式現代化

“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1]。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黨”）不僅是推動和引領我國信息化進程的主體，其自身也是信息化的對象物。“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2] 183。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信息化時代的來臨，成為黨長期執政考驗的時代特征。適應信息化發展的趨勢，克服信息化能力不足的危險，則成為黨要面對的時代課題。更好地履行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的歷史使命，需要黨前瞻性地把握信息化脈搏，以自我革命精神推進自身的信息化，以期更好地“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為‘中國之治’引入新范式、創造新工具、構建新模式”[3]。而考察黨在管黨治黨、推進工作中的信息化實踐歷程，厘清黨的信息化的實踐態勢，是總結黨的信息化建設經驗，完善黨的信息化戰略，提升黨的信息化能力的基礎工作。

一、分析黨的信息化的前提性問題

（一）何為“黨的信息化”

對于黨的信息化的發展階段，相關研究有不同的認識。如劉大秀將黨建網站的建設分為三個階段：個人或黨組織委托的個體建站為主階段（2001-2005年）；與現行黨委領導體制相一致的四級黨建網站階段（2006-2010年）；以中央黨建網站為樞紐、各地黨建網站為支撐的網絡體系階段（2011-2015年）[4]。曹澤林認為電子黨務的發展階段有三個：起步階段的“黨建上網”；發展階段的“網絡黨建”；提升階段的黨的建設信息化[5] 331-333。馬德秀將電子黨務分為公文電子化、內部辦公自動化、管理流程信息化、黨務管理網絡化等四個階段[6] 17。蘇詠喜將黨的建設信息化分為辦公應用（1990-2002），電子黨務（2002-2007），黨的建設信息化（2007年以后）三個階段[7] 127-130。劉紅凜按照世界信息網絡技術發展階段將黨的信息化分為三個階段：推行電子黨務、實現辦公信息化（1994-1999年）；建立黨建網頁與黨建網站（2000-2009年）；黨建信息化即時化時代與黨建網絡體系化（2010-2015年）[8]。芮曉武將黨的信息化發展分為推行電子黨務、建立黨建網站、創新黨建手段等三個階段[9] 84-86。金江軍認為數字黨建經歷了以辦公自動化為主的初始階段（1985-1999）；以黨建網站為主的起步階段（1999-2009）；運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階段（2009-2014）；以及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以來的全面發展階段（2014至今）[10] 37-38。部分研究從理論層面進行了分析，如李君如結合黨的建設工作規律和信息化發展規律，提出了黨建信息化四階段觀點，即：信息支撐階段，建立全國性的黨建信息系統平臺；組織支持階段，建立網絡化的黨組織體系；黨務支持階段，實現黨務網上運作；決策支持階段，建立黨的方針政策決策支持和監督系統[11]。可見，學者們對黨的信息化的階段劃分并不完全一致，且使用的概念也略有不同。

顯然，回答何為“黨的信息化”是研究黨的信息化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從黨的信息化的相關既有研究看，“網絡黨建”“電子黨務”“數字黨建”“黨建信息化”“互聯網 黨建”“智慧黨建”等概念多是既有研究的分析起點。這些概念的具體闡釋有別，但顯而易見的是，概念的核心詞涉及互聯網、電子技術或信息技術、智慧技術等。而互聯網和智慧技術也都是信息技術本身。換言之，相關研究的概念基礎是“信息技術”。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概念指向“黨建”“黨務”不同范疇，“黨務”又涉及狹義的黨的辦公事務和宏觀的黨的領導、執政事務等不同層次的內容。雖然也有學者使用了“黨的信息化”概念（如前述劉紅凜、芮曉武等），但重心都指向黨的建設。我們以“黨”這個主體概念對“黨建”和“黨務”加以統攝，以服務于對黨的自身建設和黨的工作等各方面的信息化做全整性分析的需求。

在以上概念中，“信息化”是另外一個需要關注的核心詞。但在既有研究中，“信息化”多指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行為。例如，一般將黨建信息化或黨務信息化界定為使用信息技術來改進黨的建設或黨務工作。在不同學科領域，“信息化”的定義不同，但從黨的文獻來看，1997年《國家信息化“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國家信息化界定為：“在國家的統一規劃和組織下，在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國防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廣泛利用信息資源，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進程。”[12] 302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將信息化界定為：“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13]可見，在黨和國家自身來看，“信息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其核心是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使用。這與前述黨的信息化的相關研究是有所區別的。

筆者認為，貼合黨自身對“信息化”的認識，從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兩個維度去觀察黨的信息化歷程，有利于避免使用理論框架剪裁和限制對黨的信息化的實踐研究。同時，通過對“信息技術”概念進行總體分析，避免從單一信息技術維度進行分析，忽視了信息技術的多樣性和不同時期發展程度的差異而產生分析偏誤，并且只有結合信息資源的維度，才能準確分析信息技術應用的實際狀態。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認為，黨的信息化是黨應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提升自身建設質量和領導能力的歷史過程。它包含了黨的各方面工作〔組織工作、宣傳思想工作、紀檢工作、政法工作、統戰工作、群眾工作、黨委辦公廳（室）工作等〕的信息化，簡稱黨的工作信息化；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等各方面建設的信息化，學界一般稱黨的建設信息化；以及黨的工作機關以辦公室業務為中心的辦公信息化。顯然，這一定義是整合了既有研究和黨的實踐的綜合性概念。

（二）依據何種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進行分析

信息技術的發展具有迭代性，以技術應用來劃分黨的信息化階段也是可操作的。本文在“技術功能論”意義上，將信息技術理解為能夠用來擴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技術。它包含了信息獲取（感測與識別技術）、信息傳遞（通信與存儲技術）、信息認知與再生（計算與智能技術）、信息執行（控制與顯示技術）等技術[12] 7。按已有研究觀點將信息技術分為“傳統信息技術”和“現代信息技術”。前者主要指電報、電話、傳真機、電視等，后者則包括了電子郵件、網絡電話、數字電視等，是否基于計算機和微電子技術是二者的分水嶺[14] 21。本文側重在現代信息技術，范疇中包含了輔助黨的信息獲取、傳遞等各方面信息功能的技術，如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當然，我們不僅分析某一技術在黨的信息化歷程中出現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分析技術應用的重點。對于“信息資源”，本文取狹義范疇，指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媒介存儲、傳遞、加工的信息內容。同時，本文不對信息資源進行分類，而是對黨隨著技術變革在工作中如何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做總體分析。

（三）以何種依據分析黨的信息化

黨是領導一切的。廣義而言，黨政軍民學等各方面信息化都可視為黨的信息化范疇，但領導一切不是包辦替代，在各組織或領域之間亦存在的功能區分。同時，為了避免將黨的信息化混同于國家信息化、政府信息化、社會信息化，我們必須將主體和對象都限定在黨的范疇。而黨的文獻是黨的實踐的記錄，黨的重要文獻是黨的各方面工作實踐的主要記錄載體。因而，本研究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至《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為基礎研究依據，同時以可獲得的網絡文獻和研究材料做補充。

二、準備階段：信息化思維的萌生與重新確立（1956-1985）

20世紀50年代是世界范圍內以“計算機”為標志的電子信息技術發展的起步階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以及“確定科學發展的遠景計劃”的要求[15] 41。同年10月，“由幾百個中國科學家和近百個蘇聯專家經過半年多的時間討論寫成”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通稱“12年科技規劃”）已注意到，“電子計算機的創造已為計算技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16] 429、483。并將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指超高頻技術、半導體技術、電子計算機、電子儀器和遙遠控制）列為重點任務。1963年，根據當時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參照世界科技發展情況，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在“12年科技規劃”的基礎上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通稱“10年科技規劃”）。這一規劃指出，“12年科技規劃”執行中“無線電電子技術和儀器儀表的薄弱情況十分顯著”。同時指出，“科學技術現代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17] 497、508。可以說，緊跟世界科技發展趨勢的黨的信息化在1956年即已萌芽，期間取得了第一臺電子模擬計算機制成、集成電路計算機開始批量生產等成果。但是，“從領導思想來看，我們又長期對科學技術的作用認識不夠，實際做法上也有不少‘左’的東西”[18] 762。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并強調“電子計算機、控制論和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正在迅速提高生產自動化的程度”[19] 86-87。這一講話，“為我國在新時期制定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20] 781。這一時期，受歷史因素影響被阻滯的信息化意識被重新確立。

1981年的《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國家科委黨組<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的通知》提出研究制定計算技術、集成電路等新興技術政策。“六五計劃”將大規模集成電路和計算技術的研發作為科技攻關“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同時將微型、小型計算機、電視機作為電子行業發展的主要方面[21] 31、82、119。為推動信息化的普及，1983年10月，中組部下發的《1983-1990年全國干部培訓規劃要點》要求“廣泛采用電視、廣播、錄音、錄像等現代化教學手段”進行遠距離教學[22] 245，但在實踐中仍限于傳統信息技術的電化教育。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國家科委黨組<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的通知》強調，“要積極把德才兼備而又懂得科學技術的人才吸收到領導班子中來”，“提倡全黨干部學科學、學技術”[18] 759。1984年9月，鄧小平在給《經濟參考報》的題詞中提出了“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的指示。這表明黨利用信息技術、開發信息資源的信息化理念已確立，并貫徹到了組織和政策上。

三、第一階段：計算機 信息局域網（1986-1992）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一次使用了“信息技術”，并建議“積極開拓新興技術領域，重點開發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和新型材料”。同時，認為“在電子計算機行業的發展中，必須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把應用范圍廣泛的微型機及其軟件開發放在首位”[23] 812、813。這一建議體現在1986年的“七五計劃”和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在上述文獻中，可以發現此時黨的信息技術應用是以“微型機及其軟件開發”為主。1987年，中國向世界發出了第一封電子郵件，標志著中國正式開始接入全球互聯網。

（一）基于計算機的辦公自動化

這一時期黨的信息化實踐集中體現于1986年實施的“海內工程”。這項工程的目標是在黨和政府首腦機關開展辦公自動化建設，逐步實現宏觀管理與科學決策方面的信息網絡化。辦公室黨務之外首先是宣傳思想工作中提出信息技術應用。1986年9月，中共中央轉發國家科委《關于當前科技工作形勢和今后若干意見的報告》，提出發揮電子計算機、現代化的聲像手段和廣播衛星等科學技術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24] 230-231。其次，則是反映在組織工作中。1992年2月的《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要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努力提高自己的科技素養”[25] 1967、1969。在1992年6月的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江澤民指出：“不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雖然也能勉強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 [25] 2086。同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在改革和建設中的戰斗力的意見》指出，要結合干部工作需要“加強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培訓[25] 2193。雖然上述文獻并未涉及使用何種信息技術手段，但從黨的“七五計劃”建議到1992年的《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都將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定位為高新技術發展的重點，后者更是將通信、計算機、自動控制等視為此時的“關鍵信息技術問題”[25] 1946、1954。這也說明，這一時期辦公自動化，重在輔助辦公需求的信息電子化和處理的計算機化。

（二）信息資源的局域網化

“海內工程”的首批計算機應用項目主要是：針對秘書局的核心業務——公文運轉管理，開發公文管理系統；針對領導同志和機關工作人員的決策參考需求——歷史公文檔案查詢，開發國務院要事數據庫；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辦公廳之間的關聯業務——公文與信息交換，開發信息共享的遠程數據交換系統[26] 682-683。這表明，辦公信息資源系統建設作為辦公室業務的支撐性工作，在辦公軟件的支持下已開始穩步推進。199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信息中心成立，負責領導全國黨委辦公廳系統辦公自動化和信息網絡建設，并于1992年12月召開了全國黨委辦公廳系統計算機聯網工作會議。此次會議“成為我們黨委辦公廳系統計算機信息網絡建設全面展開的重要標志”[27]。可見，這一時期黨的信息化重心在黨委辦公廳系統，同時也開始注重“計算機信息網絡”建設。1993年，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指出：“現在信息（或數據）專用網很多，分散、重復建設嚴重”，“互相封鎖”[12] 263。這從側面說明，此前隨著辦公自動化的發展，已有了基于工作或業務流的局域信息網，但尚未實現基于互聯網的跨部門、跨業務的“聯網”。這進一步說明，1986年提出的在精神文明建設中使用“電子計算機”，并非在遠程教學信息資源傳遞意義上，而是尚限于內部辦公。

四、第二階段：互聯網 領域內信息互通（1993-1999）

1993年國家經濟信息化聯席會議的設立，表明“信息化”已進入黨的工作視野。自1993年起，我國逐步部署了金橋、金卡、金關等“金”字信息化工程。“金橋”工程是國家信息化基礎設施之一，目的是解決信息專用網分散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相互封鎖等問題。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要求“逐步建立現代化的信息網絡，加快國民經濟信息化的進程”[28] 1349。“信息網絡”和“信息化”正式出現在黨的文獻中。同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江澤民、朱镕基將信息化與自動化、智能化、電子化等并用。“信息化”一詞逐漸普遍化，且不再限于經濟領域。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快國民經濟信息化進程”任務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進行現代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國民經濟信息化”，并提出“重點發展集成電路、新型元器件、計算機和通信設備，增強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信息化系統和裝備的能力”的計劃[28] 1856、1859。發展“計算機和通信設備”，提升“信息化系統和裝備的能力”的要求，指明了黨的信息化軟硬件建設重點。

（一）互聯網：現代通信技術的應用

1994年印發的《九十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提出“有重點、分層次地大力推進信息高速網絡建設”[29] 756。1994年4月，我國實現了與國際互聯網Internet的全功能連接，正式進入互聯網時代。1995年8月，“金橋”工程初步建成，基于衛星網在24省市開通聯網并與國際網絡互聯。1996年1月，我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全國骨干網建成開通，全國范圍的公用計算機互聯網絡開始提供服務[30]。這意味著，在這一階段，黨的信息化已具備了“互聯網”這一信息技術基礎設施。

1996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相較于《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使用的“電子信息技術”，首次指明了這一階段黨對“信息技術”的認知范圍，即“以微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通信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技術”[31] 2133。在1996年制定、1997年修訂完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中，“互聯網絡，是指直接進行國際聯網的計算機信息網絡”[32]。換言之，這一階段廣泛使用的“信息網絡”，是基于計算機的信息網絡，即“計算機信息網絡”“互聯網絡”，亦即我們現在所指的“互聯網”。而計算機信息網絡是與電信業務網、廣播電視網相并列的國家信息化的三個業務網。這表明，在這一時期發展互聯網技術，實現計算機信息的網絡化是黨的信息化的重心所在。如果說前一階段還重在傳統的計算機技術，那么隨著通信技術的光纜化、數字化轉向，互聯網技術逐漸在黨的信息化中加以應用。

從黨的文獻來看，1994年發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通知》《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組織廣大干部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通知》等文件，以及胡錦濤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講話等，都要求黨的干部學習科學技術知識。而這里所指的科學技術在1994年江澤民為《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干部選讀）》一書所作的序中可以得到印證，即“以電子信息、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術”[33] 42。《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關于加強和改進黨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及“運用大眾傳播媒介”開展黨員教育，要求“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幫助黨校逐步實現教學手段現代化”[29] 799、810。這里的“大眾傳播媒介”和“現代化”教學手段的表述，可在幾個文獻中得知：第一，1991年，江澤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現在廣播、電視影響很大，我們必須把它牢牢掌握在手里，把它辦好”[25] 1709。第二，1996年《1996年-2000年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中在教學手段上所指的是“廣播、電視、函授、自學考試等多種形式”[22] 258 [34] 431。第三，1998年《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的通知》強調：“進一步發揮黨報、黨刊、國家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和重要出版單位在理論宣傳中的主導作用。”根據不同時間的文獻，可以判斷，當時的現代化教學手段或大眾媒介主要是指廣播、電視等傳統信息技術。

（二）工作領域內信息互通

1994年國家經濟信息化聯系會議上，提出了“三金”工程建設的“統籌規劃，聯合建設，統一標準，專通結合”方針。1997年頒布的《國家信息化“九五”規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確定了“統籌規劃、國家主導，統一標準、聯合建設，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的國家信息化方針[12] 268、285。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逐漸置于信息化的核心位置。但對于信息資源的運用，從文獻來看首先是機關信息化方面。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息工作的意見（試行）》提出“加快信息自動化技術處理手段的研究、引入和運用”[35]。199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息工作的意見》專列一條，要求“提高計算機信息處理的現代化水平”[36]。為貫徹這一意見，同年4月至7月，中辦秘書局主辦了全國黨委辦公廳系統信息工作培訓班，對信息自動化處理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系統培訓[37]。直至2000年，全國黨委辦公廳系統計算機信息網絡已初步建成， 成為中辦與各省區市辦公廳信息溝通的主要通道，并實現了部分信息資源共享[38]。同時，組織工作中基于互聯網的信息互通開始推進。1995年，中組部發出《全國組織干部人事信息系統信息結構體系》，為信息表達和信息交換提供指南。雖然在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政法干部隊伍建設的決定》《關于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等文件中也分別提出要注重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或信息技術，但從文獻看，一方面，此時信息資源的處理重在深化辦公自動化的業務領域內信息開發，因而也注重提升黨務人員的計算機信息處理能力。另一方面，隨著計算機的逐步普及和互聯網基礎設施鋪設，黨的工作領域內開始信息互通與共享，且走向互聯網化。

五、第三階段：網站 領域信息系統化（2000-2005）

江澤民在2000年全國兩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的黨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群眾工作，都應適應信息網絡化的特點，否則是很難做好的。”并指出，對待信息網絡化的“基本方針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33] 180。這是在黨的文獻中首次對黨的信息化做出全面且明確的要求。同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將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置于“覆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戰略舉措”[39] 1371、1377。黨的信息化也隨之進入新發展階段。

（一）網站：依賴于Web的黨務上網

黨在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中指出，要“在全社會廣泛應用信息技術，提高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應用程度，加強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擴大利用互聯網，促進電信、電視、計算機三網融合” [39] 1371、1377。“互聯網”一詞正式見諸黨的文獻。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善和計算機使用的逐步普及，互聯網的大眾傳媒屬性愈發增強，作為互聯網應用Web技術的“網站”成為信息集散平臺和新的信息技術形式。

“網站”的關注首先是在宣傳思想工作方面。黨對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中將“新聞網站”列為需要加強建設和管理的思想文化陣地[39] 1394。在2000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充分利用多種形式特別是廣播影視、互聯網等現代傳媒手段，努力鞏固和拓展社會主義文化陣地”[39] 1474。在2002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胡錦濤指出，要適應信息網絡化迅速發展的要求，“切實加強互聯網上的輿論宣傳，進一步辦好重點新聞網站”[40] 2216、2218。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也強調，“互聯網站要成為傳播先進文化的重要陣地” [41] 29。2004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要求“全面加強校園網的建設”，“建設好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服務性于一體的主題教育網站或網頁”[42] 184。《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加強互聯網宣傳隊伍建設”[42] 285。自此，宣傳思想工作實現了從“內容上網”到“隊伍上網”的發展。

在組織和紀檢工作方面，《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意見》要求將“互聯網媒體”作為開展先進性教育活動的宣傳手段[42] 422。2003年監察部網站上線后的當年，中央紀委、監察部和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監察廳（局）在全國紀檢監察計算機信息網上建立了網站[43] 。2005年，中央紀委監察部以及12個省（區、市）紀檢監察機關開通了信訪舉報網站[44] 159。2005年1月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要求“善于運用信息技術等現代化手段”開展反腐倡廉教育，但新的措施主要是“加強反腐倡廉網絡宣傳教育，開設反腐倡廉網頁、專欄，正確引導網上輿論。加強對互聯網站反腐倡廉宣傳教育的指導和管理 ” [42] 539-540。可見，此時黨已逐漸適應互聯網的發展，開始走向基于互聯網衍生性技術的應用。

（二）單向信息資源傳遞

如果說辦公自動化和業務信息網絡建設中，信息資源的使用具有內部性，那么，網站則體現了信息資源的社會開放性，即面向群眾的社會性應用。所以，這一時期在宣傳思想工作、組織工作和紀檢工作中黨務網站的建設，都開始呈現信息資源使用的群眾導向。如在群眾工作方面，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下發的《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和2005年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推行政務公開的意見》都將“網絡”作為與廣播、電視等媒體并列的村務或政務公開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見》指出，“充分利用政府門戶網站、重點新聞網站、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為公眾獲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45]。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黨的各方面工作中信息資源遠程傳遞的可能，突出表現在黨員干部的教育培訓中，如2000年《中共中央關于面向二十一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2001年《2001-2005年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及2002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都強調在干部教育培訓中使用“信息網絡”或“網絡化”。2004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充分利用網絡、電視等科技手段”進行政法隊伍遠程教學培訓[42] 461、470。但由于“網站”是信息傳播、內容發布的平臺，黨員和群眾主要使用瀏覽器被動獲取信息。而黨員干部教育的網絡化也是基于信息中心的外部擴散模式，因而，這一時期的信息資源傳播具有基于網站或信息中心的單向傳遞特征，互聯網承擔了媒介作用。

值得強調的是，在這一時期“手機”作為移動終端已被關注。2003年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網絡、手機等新型信息傳播渠道迅速興起”，“為宣傳思想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徑”[41] 533、542。“手機”首次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中。此后，2004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2005年的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表彰大會都強調加強“手機短信”這一宣傳陣地和傳媒手段的管理與運用。2005年，人民網聯合中國人大新聞網、中國政協新聞網開辦了以手機為終端的“兩會”無線新聞網站。人民網和新華網等聯合創辦了“掌上天下”WAP網站[46]。但此時關注的重心是手機的“短信”內容方面。而WAP網站作為手機版的網站，并未改變這一階段黨的信息資源單向傳播的主要特征。

（三）工作領域內信息系統化

在這一時期，黨的主要工作領域開始進行較為獨立和系統的信息化規劃。如在政法工作方面，2001年9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要求“充分發揮現代科學技術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40] 1971-1972。2002年《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提出建設“金盾”工程后，中共中央2003年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將“金盾工程”作為實現公安工作信息化的重要載體和措施[41] 501。在組織工作方面，2003年的全國黨校校長會議上提出，“要進一步加強黨校信息化建設，形成一個全國黨校系統信息資源共享、統一開放的信息網絡體系”[41] 271。2003年，中組部制定《全國組織系統信息化建設總體方案》，確定了以“三網三庫一平臺”的組織系統信息化目標①。在紀檢工作方面，《全國紀檢監察系統信息化建設2004-2008年規劃》在現狀介紹中談到：“至2003年底，基本建成覆蓋市（地）級以上紀檢監察機關的全國紀檢監察計算機信息網絡；陸續在全國推廣電子郵件、案件管理、信訪管理、法規查詢等應用系統。”但在對系統現狀的介紹中也強調，“計算機應用仍處于以單項業務、單機操作為主的初級階段，整體水平不高”。同時提出，“建設紀檢監察信訪、黨風廉政、案件、檔案、法規信息資源庫及紀檢監察綜合信息資料庫；根據紀檢監察業務的需要，開發相關的應用系統和輔助決策系統” [43]。黨的多方面工作的獨立信息化系統建設表明信息化基礎設施逐漸具備，已開始著手建設工作業務領域基礎數據庫建設，為特定工作領域實現信息化提供資源支撐。同時，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推動全國黨委辦公廳系統信息化建設的意見》明確了辦公廳（室）在黨委系統信息化建設中的統籌職責。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從提高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出發，提出“建立多種形式的決策咨詢機制和信息支持系統”，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42] 282。這無疑有助于推進跨工作部門的信息化統籌和信息資源互通共享。

六、第四階段：移動通信 跨領域信息互通（2006-2010）

2006 年是黨的信息化發展歷程中尤為特殊的一年。這一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轉發了《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以下簡稱《戰略》）《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推進國家電子政務網絡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發布《國家電子政務總體框架》（以下簡稱《框架》）《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等多個文件。同時，“十一五”規劃開始實施，并提出“深度開發信息資源”，“加快國家基礎信息庫建設，促進基礎信息共享” [47]。這表明，黨主動迎接信息化發展機遇，推進向信息化轉型的進程。2007年1月23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能否積極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聯網”，“關系到國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48] 559。從而，黨的信息化上升到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

（一）“手機”：移動互聯網技術的應用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移動通信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備，以手機為代表的移動通信終端成為新的信息媒介。雖然自2003年以來“手機”已進入黨的文獻，但面向全黨工作強調“手機”的重要性，則是在十六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胡錦濤指出：“要加強對互聯網、手機短信等現代媒體的應用和管理”[44] 686。自此，“手機”以“移動多媒體”“新媒體”成為與“互聯網站”或“網絡”并列的，要加強建設、應用和管理的對象。直至2010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普及給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帶來新形勢新挑戰，“特別是3G手機的應用，進一步推動了由固網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延伸，使人人、時時、處處上網成為可能” [49] 377。要求“把對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的建設和管理提高到新水平”，“積極拓展網絡多媒體、移動多媒體、手機報、手機短信等新興領域和新興傳播陣地”[49] 385。“手機”此時成為移動互聯網階段黨所關注的代表性媒介。

在黨的組織工作領域，2006年發布的《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關于加強黨員經常性教育的意見》以及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07年黨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文獻中，黨員干部教育培訓采用的手段或媒介包括網絡、遠程教育、電化教育。直至2010年1月，在全國基層黨建工作手機信息系統開通儀式上就指出，“將手機等新技術應用到黨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黨建工作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重要體現”[50]。之后，“手機”一詞出現在2010年《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關于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的意見》中，要求“充分發揮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以及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黨員電化教育、黨建信息網和手機短信平臺的作用”，做好活動宣傳引導[49] 627。

“手機”這一移動通信終端的出現，標志著黨的信息化在技術維度的新發展。但此時在文獻中仍較為注重“手機短信”。如全國基層黨建工作手機信息系統也是以手機短信作為互動的形式，強調手機作為信息獲取和傳遞的媒介屬性。而在政法工作中，“手機短信”尚停留在管理的對象。如在2006年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就強調，“要深入研究加強對互聯網和手機短信息管理的新辦法”[44] 771、776。但2010年開始，從“手機短信”到“手機”的話語轉變，表明“手機”已成為移動互聯網階段的代表和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期間，2009年1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發放第三代移動通信（3G）牌照。2010年6月30日，國務院確定第一批“三網”（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融合試點地區名單。“三網”在技術、網絡、應用層面的融合，不僅豐富了手機的內容和功能，也為信息互通、資源共享提供了新條件。可以說是黨的信息化逐漸走向“掌上黨務”和“掌上黨建”的技術驅動力。

（二）基于骨干傳輸網的信息互通共享

這一時期更加強調黨政部門間的信息互通和共享。《戰略》將信息化發展的戰略方針定位為：“統籌規劃、資源共享，深化應用、務求實效，面向市場、立足創新，軍民結合、安全可靠。”[51]突出了資源共享的統籌和信息資源的應用。《意見》將電子政務網絡分為政務內網和外網，而“政務內網由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的業務網絡互聯互通形成”。同時，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會同國務院辦公廳負責統籌協調政務內網中黨委、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業務網絡間頂層互聯互通平臺的建設和管理，指導管理政務內網的交換體系建設”，并指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形成中央到地方統一的國家電子政務傳輸骨干網，建成基本滿足各級政務部門業務應用需要的政務內網和政務外網”[52]。在這一意見基礎上，同年3月下發的《框架》列舉了涵蓋辦公及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已建、在建和擬建的為黨委提供電子政務技術支持的20個電子政務應用系統。明確在“十一五” 期間，“以政務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為主線”。“重點是完善已建應用系統，強化已建系統的應用，推動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支持部門間業務協同” [53]。這表明，在這一時期，不僅明確了信息化建設和資源統籌的主體，也通過《戰略》《意見》《框架》相匹配的方式整體性推進面向信息資源共享的應用開發。

（三）工作領域信息互通

這一階段處于上一階段工作領域內信息系統建設的推進期。但此時已在基礎數據庫建設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綜合數據庫建設，并實現數據資源基于同一網絡或平臺的分享和業務性應用。例如，在組織工作方面，《2006-2010年全國組織系統信息化工作規劃》推進“三網三庫一平臺”建設，重在建設自中央到地方四級貫通的“大組工網”，促進組織工作系統內的信息資源共享。《關于加強和改進流動黨員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有條件的地方黨委組織部門建立“流動黨員信息庫”[44] 512。習近平在中央黨校2009年秋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特別要高度重視、充分利用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網絡陣地，整合各類資源，實現資源共享”，為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創造條件[49] 267。在紀檢工作方面，2008年1月，十七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提出，“推廣電子監察系統” [54] 165、168。之后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進一步提出“建立預防腐敗信息共享機制和腐敗風險預警機制”，“逐步構建統一的招標投標信息平臺”，“整合有關部門和行業信用信息資源，建立綜合性數據庫”[54] 430-440。在群眾工作方面，2006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信訪工作的意見》先后提出“建立全國信訪信息系統”。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圍繞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提出了“辦好黨報黨刊和黨建網站”，“推進基層黨組織工作信息化”，“建立全國黨員信息庫，加強黨員動態管理”；建立“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絡”，“注重分析網絡輿情”，“健全反腐倡廉網絡舉報和受理機制、網絡信息收集和處置機制”，注重增強“輿論引導、新興媒體運用”能力等要求[49] 149-161。這些任務分布于黨的十七大對黨的建設布局的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方面，是對前期信息化任務重點的整合，也是新的部署和推進。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二次全體會議上，胡錦濤在解釋對黨的建設信息化部署時說到：“目的就是要運用信息網絡技術來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高黨建工作效率” [49] 169。黨的建設工作是內嵌于黨的各方面工作的，無疑，這利于黨的信息化的全方位推進。前述幾個包含黨的業務系統的政務信息化指導性文件，無疑也將推動基于電子政務傳輸骨干網的黨的各工作領域和業務部門的內外信息互聯互通。因而，在骨干傳輸網基礎上的黨的建設信息化正在實現著跨工作領域的信息互通。然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的部署指向的是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重點工作，主要涉及組織工作、群眾工作、紀檢工作等，這使得黨建驅動的黨的工作領域的信息互通仍是有局限性的。

七、第五階段：社交媒體 跨業務系統集成（2011-2015年10月）

這一階段仍處于《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部署的信息化戰略實施階段。《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建設寬帶、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實現電信網、廣電網、互聯網三網融合，促進網絡互聯互通和業務融合”，“推動重要政務信息系統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55]。作為這一階段貫徹《戰略》和“十二五”規劃部署的《“十二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以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治國理政能力為宗旨”，提出了“執政能力建設信息化工程”[56]。這一工程的提出，意味著順應經濟社會信息化發展的要求，黨的信息化已走向以執政能力建設為主導的系統性謀劃。

（一）社交媒體：群眾導向的技術應用

一般而言，黨務網站在網頁上會設置互動交流性欄目，但重點則是基于網站的“讀”和信息的“取”。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意見》要求使用“互聯網訪談”等形式發布權威黨務信息[49] 897。2010年11月，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推出“組織部長面對面”在線訪談欄目。但這些基于網站或固定平臺的互動中，群眾或網民在議題設置和信息發布上的主動性是較弱的。2011年，3G和Wi-Fi的普遍覆蓋和應用，推動中國移動互聯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57]，也促進了基于Web2.0的更具即時性、互動性的以虛擬社區、博客、播客、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發展和黨務化應用。2011年2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專門對手機和“博客”用戶數量給予了關注，強調“加強網絡輿情分析和研判，建立網絡輿情監測體系”[58] 154。習近平在此次研討班結業式上指出，“信息渠道越多，越要防止漠視民意；通信手段越發達，越要防止聽不到真實聲音” [58] 187。在同年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各級黨委要高度重視信息化發展對黨的建設的影響，做到網絡發展到哪里黨的工作就覆蓋到哪里，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改進黨員教育管理、提高群眾工作水平，加強網絡輿論的正面引導” [58] 690。主動的“網上群眾工作”成為此階段黨著重關注的新工作范疇。

從黨的工作領域看，對社交媒體發展的反映依然首先是在宣傳思想工作中。2011年，全國道德模范座談會提出，“善于運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等先進傳播技術打造道德建設的新平臺，運用手機短信、社交網絡、微博等新載體傳播和弘揚道德文化”[58] 513、520。在2012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再次提出應對微博等媒介予以關注。在組織工作中，社交媒體也開始面向黨員群眾。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則“提倡開設網上黨建園地、網上黨校、黨建微博、網上論壇等，把黨的活動陣地拓展到網絡上”[58] 882-883。《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意見》要求在活動宣傳中“重視發揮網站、微博客等新興媒體的作用”[59] 292。《2014-2018年全國黨員教育培訓工作規劃》則要求“基層黨組織要組織黨員上網學習、在線培訓，鼓勵黨員參與網上論壇、QQ群、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互動交流”[60] 12。群眾工作方面，《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要求“群團組織要提高網上群眾工作水平，實施上網工程”，“綜合運用維權熱線和網絡論壇、手機報、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進行網上引導和動員”[61] 315。可見，借助于即時通信工具和社交媒體成為黨增強與群眾互動的信息化新手段。

（二）基于互聯網的群眾信息收集

雖然開通網絡舉報、建立信訪信息系統、關注網絡輿情等都體現了對群眾性信息源的重視，但還未作為黨的信息化構成。在2013年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手機網民”和“微博用戶”的數量給予強調，并指出“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 [62] 105。之后，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強調：“面對傳播快、影響大、覆蓋廣、社會動員能力強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和即時通信工具用戶的快速增長，如何加強網絡法制建設和輿論引導，確保網絡信息傳播秩序和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突出問題” [59] 506。在這兩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都提出了“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在2014年下發《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推動媒體資源整合，傳播方式創新，以適應分眾化的社交媒體時代的工作需求。

社交媒體的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由單向向多元發展，信息結構在移動終端普及的Web2.0時代變得碎片化，這促使黨在工作中愈發強調群眾信息源平臺的建設和民意收集。一個側面是紀檢工作中對輿論監督或互聯網監督的重視。十七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工作報告指出，“互聯網快速發展拓寬了社會參與反腐倡廉的渠道，但如何積極回應和妥善處置又成為一個新課題” [58] 790。并要求“暢通和規范網絡舉報渠道”，“加強反腐倡廉網絡輿情的收集、研判、處置工作，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58] 796-798。《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提出，“健全網絡舉報和受理機制、網絡信息收集和處置機制，及時揭露、發現、查處腐敗案件” [59] 487。《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強調“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59] 532。之后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及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等，都對做好反腐倡廉網絡輿情信息工作，加強輿論和互聯網監督作出要求。2014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開通“四風”舉報直通車，在“獵狐2014”行動中開通網上舉報。2015年6月，中央紀委監察部在客戶端推出反“四風”手機拍舉報功能。這表明紀檢工作愈發主動地采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和工具來收集信息，以此作為紀檢工作的輔助信息源。

（三）跨業務部門的資源系統建設

這一時期，在宏觀規劃方面也更加注重黨政系統的資源互通和共享。201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資源共享、業務協同、安全可靠、節省資金的要求積極推進黨政機關信息化建設，加快制定實施信息共享標準和規范”[63] 33。2012年5月《“十二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要求“減少各部門互聯網出入口數量，推進黨政機關互聯網統一接入”。同時提出了“執政能力建設信息化工程”，這一工程旨在“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加強黨的建設，優化配置黨的執政資源”，主要建設內容是：“整合利用各級黨委、政府和其他相關機構的信息資源，建設完善黨的決策指揮管理系統、執政資源配置和運行監測系統、懲治和預防腐敗系統、社會管理和群眾工作服務系統” [56]。可見，“執政能力建設信息化工程”成為黨的信息資源整合的牽引性工程。而其所推動的資源共享主要集中于以上4個“系統”，或者說以這4個跨黨政業務工作的“系統”為重點引導信息資源整合。

這4個“系統”的提出表明黨的工作領域和業務領域的信息資源基礎數據庫和綜合數據庫建設已基本具備且持續深入。例如，在上一階段注重反腐倡廉數據庫建設的基礎上，這一階段更加注重懲治和預防腐敗信息系統建設。這反映在《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中，也意味著在黨的工作領域內，基礎數據的集成和共享基本完成，且將走向綜合性和平臺性應用。又如，在組織工作方面，《2011-2015年全國組織系統信息化工作規劃》提出，到2015年底全國組織系統主要業務信息資源庫和黨員、干部、人才信息管理平臺基本建成[64]。2012年6月，習近平在出席共產黨員網、共產黨員電視欄目、共產黨員手機報等教育平臺開通儀式時指出，“哪里有共產黨員，共產黨員網就要努力覆蓋到哪里” [65]。而這3個平臺也是學習、交流、服務資源的整合性平臺。這表明，這一時期黨的工作走向了跨業務部門、跨工作領域的系統性集成，而在業務領域內則走向了平臺型集成。

八、第六階段：數智技術 平臺型集成（2015年10月至今）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加快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實施‘互聯網 ’行動計劃”，“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61] 819-820。這一系列重大決策，不僅開啟了國家信息化發展的新征程，也開啟了黨的信息化的新階段。同時，“網信事業要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 [2] 183。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并在增強黨的執政本領要求中指出：“善于運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開展工作。”[66] 48“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成為這一時期黨增強信息化主動性的體現。服務于黨長期執政能力建設成為這一時期黨的信息化工作的重點。

（一）數智技術成為新的技術階段

隨著新技術新應用的發展，分眾化、差異化、信息化成為互聯網時代最顯著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善于運用網絡了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讓互聯網成為我們同群眾交流溝通的新平臺，成為了解群眾、貼近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新途徑，成為發揚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的新渠道” [2] 195。這一時期，網絡、手機、“兩微一端”等已成為黨推進各方面工作的常規載體。這反映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等會議議程和主題中，以及《關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等文件中。

黨此時所面對的新形勢是《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所指出的，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所推動的信息化浪潮[68]。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數據是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善于獲取數據、分析數據、運用數據，是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學習，懂得大數據，用好大數據，增強利用數據推進各項工作的本領”[69]。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70] 204《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加快數字化發展”，“發展數字經濟”，“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71] 796。《“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進一步提出建設泛在智聯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在提升基層黨建服務管理中的應用，以及集約建設政務云平臺和數據中心體系，構建云網融合的新型算力設施等規劃[3]。這表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黨對信息技術的認知已經指向數字化、智能化的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現代信息技術，亦可稱其為數智技術。適應這一技術的黨的信息化，學界一般稱“智慧黨建”“互聯網 ”黨建。

基于數智技術的信息化建設代表性地反映在2016年《“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提出的“推動‘互聯網 黨建’”中。《“十三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提出基于大數據的“執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具體來看則主要體現在紀檢和組織工作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信息化工作規劃（2018-2022年）》要求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與紀檢監察業務的深度融合。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常委會第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將“依托大數據精準科學監督”作為強化日常監督的措施，同時要求巡視巡察工作“要重視大數據、信息化建設”[71] 720、725。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督查效率和質量，探索運用‘互聯網 督查’，讓數據多‘跑腿’，讓干部群眾少‘跑路’” [71] 505。2019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要求“主動適應信息時代新形勢和黨員隊伍新變化，積極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創新黨組織活動內容方式，推進‘智慧黨建’”[66] 803。從《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黨的二十大報告，再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已成為支撐現代基層治理體系或管理服務平臺的結構性要件。

（二）基于中央樞紐的信息資源統籌

隨著網民信息生活的手機化，“新聞客戶端和各類社交媒體成為很多干部群眾特別是年輕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信息源。有人說，以前是‘人找信息’，現在是‘信息找人’” [2] 353。在這一階段，黨在注重融媒體和全媒體建設的同時，采用大數據技術推進輿情信息收集和分析研判已成為常態，關注要點轉為更加注重黨的工作系統的信息資源統籌。此時“統一完整的國家電子政務網絡基本形成，基礎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初步建立”[72]，為推進黨的信息資源整體性配置提供了基礎。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機構的設立，則為統籌推進黨的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提供了組織支持和政治保證[2]。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強化信息資源深度整合，打通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大動脈’”。“要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統籌發展電子政務”，“打通信息壁壘，構建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體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科學決策” [2] 192-194。2017年12月，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指出，“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推動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打通信息壁壘，形成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臺，構建全國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 [69]。《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則提出“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71] 796。這些新的要求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框架下，為黨的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原則和方向。

期間，2016年7月發布實施的《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從“服務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出發，以“提高”“全面提高”“加強”等話語規劃推進黨委工作、黨的組織工作、紀檢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化，且重在“推進信息資源共享，提升各級黨的部門工作信息化水平” [68]。為落實這一部署，2016年12月的《“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從“服務黨的建設工作”出發，提出“推動‘互聯網 黨建’”。而其話語重心則是“統籌”和“整合”，如“支持統籌建設全國黨員信息庫和黨員管理信息系統、黨員教育信息化平臺”，“推動整合基層黨建信息化工作平臺和網上民生服務”等[72]。為貫徹落實上述戰略和規劃制定，《“十三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從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出發，進一步提出“構建形成大平臺共享、大數據慧治、大系統共治的頂層架構，建成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的政務信息化目標。這里的“大系統”是“以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大系統為工程建設主要形態”，包含了黨的“執政能力”在內的六大系統工程。而“執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建設的首要內容是“建設和完善覆蓋黨中央各部門的核心業務系統，整合構建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綜合協調與保障信息化平臺”。“加強黨委信息資源的按需匯聚，推動政府部門相關信息與黨中央各部門的數據共享，支撐黨的執政資源配置優化和全面從嚴治黨”[73]。

進入“十四五”時期，《“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提出了“與新時代黨治國理政相適應的黨政機關信息化建設和管理體系基本形成”的目標[3]。但《“十四五”國家信息化規劃》《“十四五”推進國家政務信息化規劃》主要是對“十三五”時期信息化戰略或規劃的延續。重在“推進”“優化”“提升”“深化”黨的工作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且首要的工作都是提升黨的執政能力信息化，圍繞黨中央各部門核心業務進行信息系統建設，服務黨中央決策指揮。這說明，自“十二五”時期開始的黨的執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已逐漸成熟，以黨中央為中心樞紐的信息資源系統漸趨完善。而在這一工程的牽引和驅動下，跨部門的一體化數據資源共享和開發作為支撐性條件也走向深入。如2022年下發的《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建設指南》要求，“全國一體化政務大數據體系具備對接黨委、人大、政協、紀委監委、法院、檢察院和軍隊等機構數據的能力，應遵循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的原則”[74]。信息資源的“統籌”“整合”“融合”“共享”成為這一階段黨的信息化的關鍵詞。

（三）樞紐平臺型信息資源集成

“十三五”到“十四五”黨的信息化戰略和規劃圍繞著黨的執政能力信息化，提出了“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綜合協調與保障信息化平臺”“政務云平臺”“智慧檢務”等支撐平臺建設的目標。從黨的紀檢工作來看，在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會上，提出“建設覆蓋全國紀檢監察系統的信息平臺，建立情況明、數字準、可監控的數據庫”[67] 151。黨的十九大以來，中紀委提出“建設貫通紀檢監察業務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統，建成覆蓋全國紀檢監察系統的檢舉舉報平臺，完善大數據查詢監督平臺等系統”[75]。《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提出，建立健全黨內法規制度統一發布平臺，建設全國黨內法規工作專網，建立黨內法規數據庫[67] 513-515。之后《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提出建設全國統一的黨內法規信息平臺[76]。

組織工作方面，在前期數據庫和平臺建設的基礎上，《2016-2020年全國組織系統信息化工作規劃》提出，推進黨員、干部、人才等各類基礎信息、各項組工業務辦理信息和統計分析數據的有機整合，開展數據治理、信息挖掘，實現問題預警、推演研判，提高信息使用效益[77]。2019年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教育管理工作條例》提出“統籌規劃、整合資源”，“推進黨員教育管理網站、移動客戶端等平臺一體化建設，建立黨性教育基地網上平臺”。同時，依托黨員教育管理信息化平臺，開展黨員信息管理等業務應用[78]。在這一部署的基礎上，《2019-2023年全國黨員教育培訓工作規劃》又提出“推動黨員教育信息化平臺一體化建設，完善學用功能”[79] 10。民政部等9部門印發的《關于深入推進智慧社區建設的意見》提出“全面推進‘互聯網 社區黨建’”。要求各相關部門“搭建共享開放的數字底座，統籌推進智慧社區應用場景建設，推動部門業務協同和數據共享，加強數據管理和挖掘” [80]。以這兩個方面的工作為代表，可以發現，在中央樞紐型資源平臺建設的同時，黨的工作領域也走向了資源“平臺”建設，而這一平臺往往具有多元功能，是集成了基礎數據和應用數據的集成性平臺。

九、結語

基于信息技術與信息資源兩個維度對黨的信息化歷程做總體分析可以發現，黨的信息化共經歷了六個階段。在信息技術維度經歷了由單機計算機到手機，由固網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由單向傳遞技術到信息交互技術、信息智能分析技術的迭代；而在信息資源維度，則經歷了辦公信息局域網化到單一工作領域信息互通，從單一領域信息資源系統化到跨工作領域互通，從跨業務系統集成到樞紐平臺型集成的躍遷。可見，在黨領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不同時期，黨治國理政的任務重心不同，黨的不同工作領域信息化發展的節奏有別，管黨治黨的重心亦不相同。這不僅與黨的信息化的意識相關，也受到了信息技術發展水平的客觀限制[81]。當然，黨的信息化作為一個內容豐富的歷史過程，其階段劃分是相對的。同時，需承認的是，雖然我們相信黨的信息化意識和實踐樣態總體上可以通過既有文獻得以反映，但由于黨的相關文件尚未公開或公開的情況在黨的工作、黨的建設各領域有所不同，這使我們對黨的信息化的分析可能存在偏誤疏漏之處。此外，盡管限于篇幅，我們未對黨的信息化歷程特征做專門分析，但顯而易見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黨的信息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改變了黨的信息化滯后于政府信息化和社會信息化的被動局面，已由改革開放初期面向經濟的追趕走向了新時代面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方位融入與主動引領。可見新時代黨的信息化正在為“中國之治”引入新范式、創造新工具、構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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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建設和完善各級組織部門內部局域網、組織系統專網和應用國際互聯網，建設和完善組織機構的人員信息庫、辦公信息庫、知識信息庫，在“三網三庫”的基礎上，建成一個集工作研究、干部管理、信息綜合分析利用等功能為一體的組織工作應用平臺。

②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2018年調整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原文引用：朱國偉,張穎慧.中國共產黨的信息化——基于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的歷程分析（1956-2022）,2023,（03）：5-23

來源：《決策與信息》2023年第03期

作者：朱國偉（1981-），男，河北河間人，管理學博士，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研究；張穎慧（1998-），女，湖南益陽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甘小梅 胡 梁

編輯：鄧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