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是我國區域國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非關系快速發展和中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背景下更凸顯其重要性和進一步發展的迫切性。國外非洲研究的興起相對較早且已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其興起歷史值得我們深入考察、借鑒和反思。20世紀英國、非洲和美國這“三地四方”（即英國、非洲大陸、美國黑人和美國白人）非洲研究的興起分別與建立殖民統治、實現非殖民化和冷戰國家利益等戰略需求密切相關，且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政府資金的大力支持。在抓住了各自的發展契機后，“三地四方”的非洲研究在興起過程中事實上建立起了專業化卻又種族化的非洲知識生產主體、帶有較強傾向性的非洲知識生產內容和風格迥異的非洲知識生產方法原則。面對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中國非洲研究應高質量地擴大非洲知識生產主體的規模，創新非洲知識生產的內容范式，邁向國際一流。

21世紀以來，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方興未艾，政府扶持和學界討論都日臻密集。隨著中非關系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政界、商界以及民眾對非洲和中非關系研究的需求也快速增加。非洲研究已經成為中國區域研究中最為活躍的分支領域之一。然而，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基礎性和框架性學理共識”尚未完全建立，中國學者的作品能得到國際學界認可仍然不多。從全球范圍看，中國是區域國別研究的后來者，在理論、方法和成果上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差距。英國、美國和非洲大陸是20世紀非洲研究知識生產的三個重鎮。本文試圖通過回顧這三地非洲研究初創期的發展契機、知識生產主體、知識生產內容和知識生產原則等來歸納經驗教訓，為中國的非洲研究發展提供借鑒與參考。

吳小安著《區域與國別之間》

一、“非政治”、科學與實用：20世紀上半葉英帝國非洲研究的興起

相比于北美和非洲大陸，英國作為歐洲老牌殖民帝國的代表，其非洲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體系，建立起了包含學會、期刊和少量高校研究機構的基礎設施。這一時期英國的非洲研究完全由白人研究者所壟斷。他們一方面重視科學知識與方法，主張脫離政治因素的影響，即中立的“非政治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卻又極其突出實用性，強調切實為英帝國的殖民事業服務。

在20世紀上半葉，英國建立起了以皇家非洲學會（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又稱“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和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為主要平臺的非洲研究體系。1901年，非洲學會（The African Society）在倫敦成立，成為20世紀英國第一個全國性非洲研究學術團體，1935年更名為皇家非洲學會。非洲學會在建立的同年發行期刊《非洲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1935年更名為《皇家非洲學會雜志》，1945年又更名為《非洲事務》（African Affairs），時至今日依然是非洲研究領域歷史最久、影響因子最高的頂尖學術期刊。1916年，倫敦大學東方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正式成立，次年開始運行并發行院刊，1938年更名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長期是英國非洲研究重鎮。1926年，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正式成立，旨在世界范圍內促進非洲語言文化的研究與交流，并在1928年發行《非洲》雜志（Africa）。該研究所于1945年更名為國際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沿用至今。

《非洲學會雜志》創刊號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大平臺雖然在原則上對全世界的非洲研究者開放，但事實上英國白人壟斷著英帝國范圍內的幾乎所有非洲研究，其中絕大部分在高校系統之外。二戰結束前，英國高校和大學教師在英國非洲研究中的影響力依舊較低；當時非洲研究的主體并非學院派學者，而是與非洲有著直接工作關聯的群體，如英國殖民官員、傳教士、教師、醫生和商人。1945年以前《皇家非洲學會雜志》和《非洲》發表的文章大多來自上述這一群體。在英國非洲研究的領導層面，無論是皇家非洲學會還是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其領導幾乎都由殖民官員擔任，而非高校學者。例如，皇家非洲學會首任副會長弗雷德里克·謝爾福德（Frederic Shelford）主要在西非從事殖民地鐵路建設工作；1907年上任的會長翁斯洛伯爵（Earl of Onslow）曾在殖民部工作多年；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執委會首任主席弗雷德里克·盧加德（Frederick Lugard）曾擔任尼日利亞殖民地總督。

翁斯洛伯爵

在研究原則方面，英國的非洲研究在這一時期帶有某種程度的理想色彩，強調其“非政治性”和“科學性”。在“非政治性”方面，英國非洲研究界的領袖們主張拋開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獨立于英國政黨政治，保持研究的科學性。例如，時任英國殖民部官員、后來的南非殖民地總督悉尼·巴克斯頓（Sydney Buxton）在1901年的皇家非洲學會大會上發言稱，“學會是非政治性的，不存在任何黨派或個人利益問題，也與個人或政治沒有任何關系，歡迎所有對非洲土著種族感興趣的人參與”。又如，皇家非洲學會第三任會長約翰斯頓（H. H. Johnston）在其1903年的就職演講中說，“非洲學會本質上應該是非政治的，它應該完全避開英國國內的政黨政治，甚至避免帶有（英國的）民族偏見……學會應該服務于黑種人、黃種人和白種人的利益……學會應該獲取并傳授對所有種族、所有性別和未來幾代人都有用的非洲知識……學會期刊不需要帶有陳舊刻板印象的泛泛之談，當然也不歡迎那些帶有強烈宗教或政治偏見的文章”。

悉尼·巴克斯頓

曾擔任過印度總督和殖民大臣的學會首任會長喬治·羅賓遜（George Robinson）更是直言，非洲學會絕不是某些在非洲的（英國）殖民官員或商人的宣傳工具。在“科學性”方面，英國非洲研究界的領袖們強調以科學方法研究非洲，獲取有關非洲的科學知識，既造福英國，也以父權制的居高臨下方式帶給非洲以文明和進步。例如，在皇家非洲學會創會伊始，首任會長和副會長都明確表示，學會將致力于用最科學準確的方法研究一切與非洲和非洲人民相關的問題，通過收集事實、查驗真偽并最終付諸實踐；副會長弗雷德里克·謝爾福德更是表示，以科學方式獲取有關非洲的科學知識并對英非雙方開展教育，不僅可以提升西非當地勞動力的素質，更可以改變英國政府官員、制造商、貿易商和普通百姓對西非的愚昧無知。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執委會首任主席、曾擔任尼日利亞殖民地總督的盧加德在1928年研究所期刊創立時指出，研究所將嚴格遵守科學原則，以科學方法推動非洲的人類學和語言學調研。當然，當時的英國非洲研究學界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帝國父權制種族文明觀的影響。例如，皇家非洲學會的多任會長都表達了學會通過研究非洲來拯救非洲的想法；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901年的皇家非洲學會的演講表達得更為直白，“如果你努力使用科學……那么你可以幫助這些西非人從13世紀一步跨越到19世紀，而且不用經歷你們曾經歷的那些艱難困苦。這是一項宏大的人道主義工程……英國對西非的土著種族負有責任，也有絕佳的設計，更處于絕好的地位來強迫西非土著接受英國的觀念。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科學的方式方法和知識”?；始曳侵迣W會網站在回顧自身歷史時，亦承認當年曾存在的父權制、居高臨下和種族主義的對非態度。

哈登

事實上，英國非洲研究學界所標榜的“非政治性”更多是指超然于國內政黨政治，其“科學性”亦只強調不被殖民官員所干擾而進行科學研究但最終目的仍是服務于英帝國的殖民事業。因此，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實用性”或咨政功能是這一時期英國非洲研究最為顯著的特征。無論是皇家非洲學會、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還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它們在創立之初就毫不諱言其為英帝國殖民事業服務的宗旨。1901年，皇家非洲學會的創會會議記錄為我們展示了有趣的一幕：會議的第一項內容并非會長演講，而是重要人物的兩封來信宣讀——第一封信來自時任保守黨內閣的殖民大臣，第二封信則來自反對黨自由黨的影子大臣；隨后，學會會長在演講中表達了對兩黨支持的歡迎以及其獨立于政黨政治的立場，并致力于將科學方法獲得的非洲知識供殖民官員、貿易商和政治家們使用。1928年，盧加德在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創立之初就以執委會主席的身份表示，研究所不能局限于純粹的科學研究，而要讓科學知識與研究與英帝國的實際事務緊密聯系起來，將自身的研究成果應用到非洲各民族的實際生活中去，解決殖民地存在的實際問題，回應英國殖民官員、教育者、醫療衛生福利官員、商人的需求；英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功能主義范式的開創者、有“民族志之父”之稱的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在研究所刊物上撰文表示，該研究所應當以“實踐人類學”（Practical Anthropology）為各類殖民利益服務。倫敦大學亞非學院1916年成立章程中明確指出，其主要目的是滿足帝國實際需求，即培訓殖民政府行政管理人員、軍官、商人、傳教士、醫生和教師，讓他們掌握亞非殖民地語言，維系帝國運營。事實上，這三大非洲研究平臺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現任或前任在非洲的殖民官員、商人和軍官，尤其是皇家非洲學會與殖民部聯系最為緊密。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三大非洲研究平臺的殖民實用性仍局限于其自身，那么海利勛爵（Lord Hailey）1938年的《非洲調查報告》（An African Survey）則將其以權威文件的方式確定下來，并將非洲研究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宗旨向英國的非洲研究機構拓展。1938年，在卡內基基金會的支持下，海利勛爵主持出版了長達1 837頁的《非洲調研報告》，并在數周內就迅速成為英帝國中央和殖民地官員案頭的必讀書，甚至“在殖民部辦公桌上就像英帝國日歷那樣常見”。該報告對英國殖民政策產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響，再次確認了非洲殖民地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即有關非洲的科學研究必須要給殖民官員提供有用的信息，如調查非洲法律概念和土地權利就是為了讓它們去適應英國殖民體系的官方法律體系，調查土著人習慣則是為了明確勞工移民的社會經濟效果。

海利勛爵

《非洲調研報告》所確立的非洲研究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實用性原則很快從英國本土機構擴展到英屬非洲。1938年，在海利勛爵和北羅德西亞總督的強力支持下，英國人類學家戈弗雷·威爾遜（Godfry Wilson）在北羅德西亞殖民地建立羅茲利文斯通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并擔任第一任所長，旨在通過實用性研究為殖民統治服務。1948年，以羅茲利文斯通研究所為模板，英國在烏干達殖民地首府坎帕拉建立起東非社會研究所（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由奧黛麗·理查茲（Audrey Richards）擔任首任所長。這兩所立足于英屬非洲殖民地的研究機構都嚴重依賴殖民政府的資金和行政支持，也都承諾與殖民政府的研究部門盡可能地緊密合作，并致力于研究和解決城市化、移民工人、城鄉關系、現代—傳統關系等殖民地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東非社會研究所更是在闡述其成立目的和功能時明確指出，研究所將代表東非各殖民地政府進行田野調查，在特定地區將特定項目的調研結果交給政府，并與政府相關部門緊密合作；同時，研究所還為新來東非的學者學生提供語言培訓或田野培訓。正如曾任劍橋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亞當·布蘭奇（Adam Branch）所言，“這些研究所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內植于（英帝國的）殖民結構中，將殖民地政府視為推動進步性社會變革的機構，并懇求殖民地官員采納他們的研究成果”。

作為20世紀上半葉非洲研究的最核心和幾乎唯一重要的學科，人類學與殖民統治維持著緊密的聯系。首先，英國的“間接統治”政策要求殖民官員熟悉當地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等本土知識，而人類學被認為是理解殖民地社會的鑰匙。正如羅茲利文斯通研究所首任所長威爾遜所言，間接統治要求殖民者展現出“對非洲制度的尊重和精妙利用，而沒有人能夠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做到這件事”，因此殖民政府需要人類學家來為它們獲取科學的非洲本土知識。在這一背景下，英屬非洲各殖民地政府一方面邀請訓練有素的職業人類學家為其工作，另一方面直接對部分殖民官員進行人類學培訓，讓后者成為“政府人類學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s）以從事符合政府需求的長期民族志調研。其次，相比于殖民統治對人類學的知識需求，人類學作為一個整體明顯更有求于殖民統治。一方面，人類學極大地受益于殖民事業的擴展，從中獲得了田野調查所需的資金、項目、場所和培訓，亦以自身成果服務于殖民統治。例如，英國“殖民地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不僅向羅茲利文斯通研究所和國際非洲研究所注入資金，還為人類學家在非洲的大型田野調查提供了資助，更設立了新的人類學培訓計劃，讓本科畢業生、研究生甚至職業人類學家在英國大學接受6—12個月人類學的專門指導。當時英國很多著名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和傳世佳作都受益于殖民地政府的資助，比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在其《努爾人》一書的序言中坦言，“我對努爾人的研究是應英埃蘇丹政府的要求而做的，同樣也主要由英埃蘇丹政府資助，該書的出版也得到了英埃蘇丹政府的慷慨贊助”。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從20世紀初開始就一直努力游說英國政府，讓政府相信人類學對殖民統治的價值，從而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源和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很多人類學家卻也受限于殖民統治。沒有殖民政府的政治許可和資金支持，人類學家在殖民地寸步難行，公開反對殖民統治更是自斷研究之路，因此與殖民政府表面的合作關系是人類學研究得以繼續的必要條件。雖然20世紀上半葉的職業人類學家往往認為自己不僅僅是非洲知識的探索者，還是非洲觀點的代言人，更擁有一種超然的中立地位——即作為非洲土著居民與殖民官員之間的中間人。但實際上，人類學家很難維持想象中的中立或中間人身份，即便是最具進步思想的人類學家也不得不成為“不情愿的帝國主義者”（Reluctant Imperialist）。簡言之，盡管人類學與殖民統治在20世紀上半葉維持著互相需要、彼此助力的關系，但前者作為一個整體對后者更加依賴——人類學受益于、受限于同時服務于殖民統治。

E.E.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努爾人——對一個尼羅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二、非洲裔與泛非傳統：20世紀上半葉美國非洲研究的初生

20世紀上半葉，非洲研究在大西洋另一側的美國呈現出與英國截然不同的種族結構、內容特征和政治傾向。在種族結構方面，傳統黑人大學（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s）的非洲裔學者在二戰前成為美國非洲研究的實際主導者；在內容方面，非洲裔學者往往將非洲大陸作為一個整體而非被瓜分的殖民地來研究，同時重視全球非洲裔以及后者和非洲大陸之間的聯系；在政治傾向方面，非洲裔學者大多是堅定的黑人民權運動活動家，毫不避諱地參與到美國內外的政治活動中。換言之，非洲裔學者和泛非傳統成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非洲研究的底色。

與白人學者統治英帝國內的非洲研究相反，在冷戰開始前的20世紀上半葉，黑人學者、黑人高校和黑人學術團體事實上主導著當時在美國高度邊緣化的非洲研究。由于美國的傳統白人大學（Traditionally White Institutions, TWIs）當時甚少問津非洲研究，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亞特蘭大大學（Atlanta University）、林肯大學（Lincoln University）和菲斯克大學（Fisk University）等一批主要服務于非洲裔美國人群體的傳統黑人大學成為當時美國非洲研究的主要平臺。在這些高校中，泛非主義領袖杜波依斯（W.E.B. Du Bois）、“黑人歷史之父”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史學家威廉·漢斯伯里（William Leo Hansberry）、社會學家富蘭克林·弗雷澤（E. Franklin Frazier）和政治學家拉爾夫·邦奇（Ralph Bunche）等非洲裔學者通過自身的教學科研工作引領了當時美國非洲研究的方向。同時，卡特·伍德森還在1915年建立了美國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并于次年創立《黑人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即今天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為此后全球非洲裔相關的研究準備了重要的學術組織和發表平臺”。

杜波依斯

在內容方面，與英國非洲研究關注具體的殖民地或部族不同，非洲裔學者在教學和科研中都將非洲大陸和流散全球的非洲裔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注重非洲和非洲裔之間的歷史與現實聯系。在教學領域，杜波依斯、伍德森和漢斯伯里等人在傳統黑人大學內開設了非洲古代文明史、富含非洲元素的世界史、黑人歷史和非洲大陸以及大西洋奴隸貿易和解放等多門課程。這些課程較少將非洲大陸割裂開來單獨論述非洲某一殖民地，而是側重大西洋兩岸非洲與美洲的密切聯系以及全球流散非洲裔的共同命運。在科研領域，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和《美國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伍德森的《黑人百年移民史》（A Century of Negro Migration）和《我們歷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Our History）以及弗雷澤的《美國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等著作，都非常關注非洲裔在當代美洲的命運和大西洋兩岸非洲裔的歷史聯系。即便是以梅爾維爾·赫斯科維茨（Melville Herskovits）為代表的少量白人非洲研究者也主要關注非洲大陸和非洲裔美國人之間的歷史。例如，赫斯科維茨在其代表作《黑人過去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中指出，非洲裔美國人并沒有因為奴隸制的殘酷壓迫而放棄自身的非洲文化，相反他們保留了自身的音樂、藝術、社會結構、家庭生活、宗教乃至語言模式，實現了非洲大陸文化與非洲裔美國人文化的延續與繼承。

相較于英國白人非洲研究者對“非政治性”的標榜和事實上為殖民統治提供的實用服務，杜波依斯和伍德森等非洲裔非洲研究者旗幟鮮明地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以黑人民權運動家和泛非主義者的身份參與到美國國內政治和非洲裔國際活動中。以杜波依斯為例，他不僅在學術著作和教學中表達爭取種族平等、認同黑人遺產、捍衛黑人權利等觀點，更在各類社會政治活動中積極推廣自己的觀點。在美國國內，杜波依斯在1909年主導創立了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并擔任宣傳研究部門負責人，次年創立了協進會的官方刊物《危機》（The Crisis）并擔任主編，讓該刊物成為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發聲平臺；在國際上，杜波依斯在1900年參與了泛非會議（Pan-African Conference），此后他相繼組織了1919年、1921年、1923年和1927年的前四屆泛非大會（Pan-African Congress），公開主張殖民統治下非洲各族的民族自決。伍德森則在1926年2月的第二周發起創立了“黑人歷史周”（Black History Week），號召人們重視非洲裔自身的文化傳統以及非洲裔對美國歷史的貢獻，后來“黑人歷史周”從1976年開始擴展為“黑人歷史月”并得到聯邦政府承認。

在20世紀上半葉，以英帝國為代表的歐洲殖民宗主國的白人學者掌握著非洲研究或者說非洲知識生產的主導權，但大西洋另一側非洲裔學者研究的存在意味著前者并未達成對非洲知識生產的徹底壟斷。無論是英國本土的皇家非洲學會、國際非洲研究所和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還是非洲的羅茲利文斯通研究所和東非社會研究所，白人學者都在其中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認為非洲是知識生產領域任由白人研究者書寫的一張白紙，同時排斥那些非洲人所生產的、與殖民秩序相悖的非洲知識。美國非洲裔學者的規模、方法和組織在這一時期尚與西歐相差甚遠，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即便非洲此時處于殖民統治下而罕有非洲本土學者的研究，非洲裔學者仍然可以從非洲之外發出非洲的聲音，打破了白人學者對非洲知識生產的絕對壟斷。

20世紀上半葉大西洋兩岸非洲研究在內容取向上存在顯著差異，即具體的非洲殖民地研究和全球非洲裔研究，也是整個20世紀非洲研究內容的鐘擺兩端。為滿足殖民統治的需要，英帝國的非洲研究者更傾向于以具體的殖民地乃至殖民地下的次級行政單位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宗教習俗和語言文化，多以非洲地方民族志的形式呈現。美國的非洲裔學者則更多關注全球非洲裔的宏觀敘事，強調大西洋兩岸非洲人作為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與現實關聯。

與此同時，20世紀上半葉大西洋兩岸的非洲研究都帶有政治議程和強烈的“實用性”咨政導向。部分英帝國非洲研究者雖然強調研究的科學性和超然于英國國內兩黨之間、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中間人身份，但作為“不情愿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同樣無法擺脫為殖民統治服務的時代命運。相較之下，美國非洲裔學者毫不掩飾對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通過各種途徑和平臺強調黑人文化、捍衛黑人權利、爭取種族平等、呼吁民族自決、脫離殖民統治，以實現“實用性”的政治目標。

伍德森

三、非殖民化與范式移轉：20世紀中期非洲大陸非洲研究的崛起

從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隨著非洲大陸非殖民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非洲研究不再局限于舊殖民帝國的中心，而是開始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轉移，在新獨立的非洲民族國家成長起來。非洲的非洲研究突破了歐洲殖民宗主國對非洲研究的壟斷，不僅改變了歐洲白人學者對非洲研究內容的單方面定義，還發展出了非洲研究知識生產的新方法，進而在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一步。

在二戰后的殖民統治后期，殖民地高等教育的發展和非殖民化浪潮的興起為非洲的非洲研究興起準備了組織基礎和政治基礎。一方面，英國等歐洲殖民宗主國開始在非洲殖民地建立高校等研究機構，作為本土高校的海外附屬機構。例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在1948年建立了黃金海岸大學學院（加納）和伊巴丹學院（尼日利亞），1949年升格了麥克雷雷學院（烏干達），1961年建立了達累斯薩拉姆學院（坦桑尼亞）；法國則在1957年在法屬黑非洲研究所的基礎上創建了達喀爾大學（塞內加爾），附屬于本土的巴黎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另一方面，隨著非洲非殖民化浪潮的興起，尤其是1957年加納的標志性獨立和1960年的非洲獨立年，非洲各國政治領袖和學術精英開始從宗主國手中接管教育領域的主導權，紛紛建立大學，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也成為非洲大學發展的黃金時代。非洲學者依托本土大學作為平臺，開啟了非洲研究的非殖民化進程。

今加納大學（前身為黃金海岸大學學院）?；?/p>

首先，在非洲研究的主體方面，非洲各國在獨立前后紛紛對高校這一非洲知識生產的制度平臺和教員這一非洲知識生產的主體兩方面進行非殖民化改革。如前所述，雖然二戰后英法等國已經在非洲建立高校并開展非洲研究，但其很大程度上仍和歐洲保持著密切聯系，不過是歐洲發達國家“非洲研究的鏡像”，而獨立后的非洲各國則力圖改變這一局面。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初，伊巴丹學院歷史系的制度設計和科研教學內容基本完全模仿倫敦大學學院，處于后者的嚴密控制下而有著強烈的歐洲中心導向，且教員大多為英國白人。1956年，尼日利亞著名歷史學家肯尼斯·戴克（Kenneth Dike）出任該校歷史系主任并在隨后擔任該校副校長，開始對包括歷史系在內的伊巴丹學院進行非殖民化改革：在人員構成上，戴克引進了包括薩布里·比奧巴庫(Saburi Biobaku)、阿德·阿賈伊 (Ade Ajayi)、阿迪埃爾·阿非博 (Adiele Afigbo)和阿嚴德勒 (E. A. Ayandele) 等一批既接受過完整學術訓練又帶有非洲民族主義史學傾向的優秀尼日利亞史學家；在學科平臺上，戴克不僅將非洲史置于教學大綱的核心位置，還創立了新的學位體系和諸多帶有尼日利亞本土特色的歷史研究項目；在學術影響力方面，戴克主導創立了尼日利亞歷史學會和《尼日利亞歷史學會雜志》，并主持了“伊巴丹歷史系列”叢書的出版。以戴克為代表的尼日利亞“伊巴丹學派”不僅成為本國非洲研究人員的主體，還掌控了本國的非洲知識生產制度平臺，從而在當時的國際非洲研究學界發出了迥然不同于前殖民宗主國的非洲聲音。

戴克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黃金海岸大學學院（今加納大學）。該學院在1948年—1949年相繼設立具有開創意義的非洲研究教席職位和非洲史教席職位。然而，直到1957年加納獨立前，其關于本校非洲研究的設想都仍以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為榜樣、以已有的英國殖民地研究為基礎，計劃建立一個弱勢、虛體的非洲中心，主要為校內其他院系提供非洲知識和語言培訓，同時進行有限的非洲語言研究。換言之，其本質上仍是殖民主義體系下的非洲研究模式，“非洲”無法被納入某個單一學科，因此只能處于一個較弱勢邊緣的跨學科機構中。1957年加納獨立后，在時任總統恩克魯瑪的大力支持下，加納的大學教育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University Education）力圖改變從英國精英高校繼承而來的非洲研究模式，以更激進的方式變革非洲研究，建立學科覆蓋范圍更廣、人員組織更復雜、教學—科研聯系更密切的大型非洲研究機構，并使之成為新的加納大學的中心。1961年10月，加納大學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成立，下設非洲歷史研究、現代非洲國家、非洲語言和非洲音樂藝術等四個部門，研究主題涵蓋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宗教學、哲學、藝術、語言和音樂等多個學科，并在20世紀60年代初發起了阿散蒂歷史、阿拉伯文獻收集、口述歷史和本土音樂舞蹈等多個高質量研究項目。在人才培養方面，非洲研究所在研究生教育層面設置非洲研究碩士學位和非洲音樂專業文憑，在本科生教學層面負責向加納大學所有大一新生開設非洲研究必修課，同時還積極參與中學教師的培訓。美國非洲史學者珍·奧爾曼（Jean Allmean）認為，作為一個強勢跨學科的實體非洲研究機構，加納大學非洲研究所在制度設計、科研項目和教學培養等多方面都重新掌握起知識生產的主導權，成為當時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重要驅動中心，讓非洲研究得以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一時刻非常接近于“擺脫新殖民主義的命運”。

Francis Agbodeka著A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Ghana: Half 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1948-1998)

其次，在非洲研究的內容方面，非洲本土研究機構和人員打破了歐洲殖民宗主國的單方面定義，提出了更符合非洲需要的研究方向，極大拓展了非洲研究的研究范圍和學科視野。恩克魯瑪曾在1961年加納大學非洲研究所的開幕演講中指出，非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研究”的影響，處在殖民意識形態和思維模式的陰影之下，在研究內容上存在嚴重局限：非洲史僅僅是帝國史框架下的邊緣角色，非洲社會文化研究主要是為了給間接統治提供知識和智力支持；非洲語言研究同樣服務于歐洲傳教士和殖民官員；非洲音樂、舞蹈和雕塑則被直接歸類為“原始藝術”；非洲經濟研究則大多從歐洲剝削非洲的角度出發。因此，恩克魯瑪呼吁新一代非洲學者重新評估非洲的歷史和當下，以非洲視角提出新的研究問題。具體而言，相較于此前的殖民時期，非洲研究的對象從“部落”（tribe）這一為殖民統治服務的人類學概念工具轉變為民族國家，也就把非洲研究從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狹窄領域推廣到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藝術學等更多學科領域。以歷史學領域為例，在伊巴丹學派、達累斯薩拉姆學派和達喀爾學派等非洲民族主義史學流派的共同推動下，非洲學者普遍高度關注前殖民時期的非洲古代王國歷史、非洲各國人民對殖民主義入侵的反抗、歐洲殖民統治對非洲社會的影響、非洲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根源、非洲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以及非洲文明與埃及文明的聯系等議題。

再者，在非洲研究的方法層面，非洲學者提出了非洲研究應當利用的新材料和可以使用的新方法。正如恩克魯瑪在1961年的演講中和戴克在伊巴丹歷史系列叢書的導言中所共同指出的，非洲研究需要突破僅僅依賴歐洲書面史料的桎梏，不能像殖民史和帝國史研究那樣將非洲史等同于歐洲人在非洲的歷史，而是要去更廣泛地尋找、編輯、出版和解釋其它類型的史料，充分利用非洲豐富的口述傳統以及阿拉伯語和豪薩語書面資料，以非洲為中心重新書寫非洲歷史。例如，以戴克為代表的伊巴丹學派就在他們的著述中積極采用非洲視角研究本國歷史，以本國本地區人民為論述中心，開創性地深入運用口述史料；同時，在尼日利亞國家檔案館的建設中，戴克等人非常重視阿拉伯語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將阿拉伯語文稿作為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有力武器和史料源頭，“主動參與尼日利亞歷史知識生產，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獨立提供歷史資源和思想武器”。

恩克魯瑪

更為重要的是，與20世紀上半葉英帝國非洲研究者和下半葉美國非洲研究者所力圖打造的所謂能夠克服我族中心主義的、“非政治性”的、客觀中立的學科定位不同，非洲大陸的政治和學術精英毫不諱言非洲研究與民族主義運動的緊密聯系以及它應當扮演的政治和社會角色。非洲各國領導人紛紛通過研究許可制度影響非洲研究的方向和話題，對有損本國利益的敵意研究話題會予以拒絕，尤其是那些刻意貶低非洲社會的研究課題，如坦桑尼亞就在20世紀70年代要求所有外國研究者均需獲得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許可才能進入坦桑尼亞調研且研究課題要有助于該國發展。在非洲高校中，加納大學非洲研究所吸收大量加納中學教師進入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要將恩克魯瑪所主張的非洲民族主義精神通過受訓的中學老師注入到加納教育系統中去；同時，非洲研究所還高度重視自身學術成果的通俗化傳播，通過教科書、廣播和電視等媒介向廣大加納民眾進行民族主義宣傳。伊巴丹學派同樣也為尼日利亞培養了相當數量的中學歷史教師，編纂了多套以非洲為中心、肯定非洲歷史成就、強調非洲人主觀能動性的歷史教科書。

因此，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也成為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最為輝煌的30年。雖然第一代非洲史學家大多求學歐美，但他們在研究中堅持非洲民族主義立場，有力駁斥了非洲無歷史的歐洲中心論調。此外，他們還培養了一批新生代非洲學者，創立了諸多重要的學術機構。值得一提的是，彼時的非洲大學也吸引著眾多歐美學者前來學習和研究。例如，英國非洲史先驅之一、《非洲歷史》期刊主創人員約翰·費奇（John Fage）在1949年就任職于黃金海岸大學學院，并在20世紀60年代初參與創立加納大學的非洲研究所；同樣，英國加納史專家以佛·威爾克斯（Ivor Wilks）1953年離開牛津大學前往黃金海岸大學學院，長期在加納進行教學和研究；著名英國東非史學家特倫斯·蘭杰（Terrence Ranger）和約翰·艾利夫（John Iliffe）20世紀60年代來到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參與并領導了達累斯薩拉姆學派的創建?？梢哉f，當時非洲高校在非洲研究領域的聲譽足以同歐美頂級高校分庭抗禮。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和非洲國家的衰落導致了非洲高等教育的衰敗，很多非洲學者被迫遠赴歐美謀職，造成學術人才外流。也有學者指出，第一代非洲民族主義史學家有西方教育背景，熱衷研究精英政治和歷史，容易走精英路線而脫離群眾，對20世紀70年代日漸興起的“新社會史”參與甚少，也是20世紀最后20年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相對衰落的原因之一。

Ivor Wilks著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四、美國模式和“再殖民化”：20世紀中期美國非洲研究的異軍突起

雖然以西歐為中心的傳統殖民主義范式的非洲研究從20世紀中期開始逐漸式微，且以非洲為中心的非殖民化的非洲研究日趨崛起，但作為一個整體，西方的非洲研究并未就此衰落，而是從西歐轉移到了大西洋另一側的美國。在美國聯邦政府、私人基金會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三位一體的全新運作體制的支持下，美國白人學者強有力地主導了戰后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非洲研究的發展，不僅實現了自身的迅猛崛起，而且和非洲的非洲研究一樣極大拓展了非洲研究的學科和內容。更為關鍵的是，這批白人學者還把控了非洲知識生產的內容——即什么樣的非洲知識應當被生產、什么樣的非洲研究問題應該被提出、什么樣的非洲研究具有價值，更樹立了所謂“客觀中立”的非洲研究準則，但同時又繼承了英國的實用性導向；因此，奧爾曼將美國白人學者主導下美國非洲研究的崛起稱為非洲研究的“再殖民化”。

與為英帝國殖民事業服務的緣起相似，美國非洲研究在其主流政界—學界的誕生同樣源自本國的對外戰略需求，但同時也發展出了一套全新的非洲研究運作體制。在二戰期間和此后的冷戰初期，由于長期以來非洲知識的嚴重匱乏和人才的嚴重短缺，美國的非洲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初仍處于落后狀態，僅有20位左右的專職非洲研究學者，無法滿足本國非洲地緣政治的知識需求。在這一背景下，卡內基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等美國私人基金會率先向西北大學和波士頓大學等傳統白人大學（Traditionally White Institutions, TWIs）提供了慷慨的資金支持，幫助后者建立起美國首批實體性質的非洲研究中心；隨后，1958年《國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又在全國范圍內為非洲研究中心的全方位崛起提供了長期穩定的資金保障和法律基礎；私人基金會和聯邦政府的資金最終落實在美國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形成美國非洲研究三位一體的發展范式。在具體細節上，美國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基本均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非洲研究的體系建設：（1）在非洲語言方面，提供廣泛的非洲語言教學、培訓和研究；（2）在非洲知識層面，打破學科藩籬，建立起覆蓋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和地理學的多學科非洲課程體系；（3）在非洲研究層面，資助碩博士的在校學習和田野調查，尤其鼓勵學生和學者前往非洲進行長期扎實的在地非洲研究。在這一新的體制范式的推動下，全美的非洲研究中心數量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僅一個迅速增加到1968年的38個，專職的非洲研究學者也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僅20人增加到1968年的1 600余人，實現了迅猛的跨越式發展。

美國政府和私人基金會支持下以高校非洲研究中心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還反過來深刻影響了戰后英國非洲研究的發展。1961年，英國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發布《海特報告》。該報告將包括非洲研究在內的美國地區研究發展模式作為英國的學習榜樣，認為該模式可以激發英國地區研究的潛力，如中心可以刺激地區研究的發展、打破不同學科的界限、平衡英國的古典研究和當代研究等。該報告也徹底改變了殖民官員和機構主導下的舊有非洲研究模式，主要由學者組成的英國非洲研究協會取代了皇家非洲學會的地位，伯明翰大學、劍橋大學、愛丁堡大學、阿伯丁大學和約克大學等英國高校新成立的非洲研究中心也極大削弱了非洲語言與文化國際研究所和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殖民時代的主導地位。簡言之，以1961年《海特報告》為標志，英國非洲研究正式進入美國模式時代。

美國的非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非殖民化浪潮的影響，或者說至少應和了非洲大陸上非洲研究的時代主題。美國的非洲研究在學科內容、人員構成和研究方法等多個層面都顯著區別于英帝國的非洲研究。第一，在學科內容上，美國的非洲研究和非洲一樣，都擺脫了20世紀上半葉人類學一枝獨秀的局面，向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和地理學等多個學科拓展，并旨在以非洲為紐帶打破舊有的學科分界；同時，美國非洲研究學界也十分關注非洲古代王國、國族建構和反抗運動等帶有非洲民族主義色彩的話題。第二，在人員構成上，美國以高校非洲研究中心為主平臺的非洲研究模式將非洲研究從一項殖民事業變成了一項真正的學術事業。非洲研究的主體人員從殖民官員、傳教士、殖民地商人和醫生等在殖民地工作且和殖民地有重大利益關聯的人群變成了相對更純粹的高校學者。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非洲民族主義史學方法的影響下，以范西納（Jan Vansina）為代表的美國學者也利用口頭傳說，發展出了一套成體系的理論化的非洲口述史方法，并在非洲古代史的研究領域取得重要進展。

然而，雖然美國的非洲研究帶有一定的非殖民化色彩，但其本質上仍與英國非洲研究一脈相承，尤其是美國白人學者以排他性的方式壟斷學術話語、知識生產和資金分配，并打壓非洲裔學者及其研究，為美國非洲研究打上了“再殖民化”的烙印。在研究主體方面，雖然專職的高校學者取代了殖民者成為非洲研究的主導群體，但從種族膚色上看，美國白人學者牢牢占據非洲研究的絕對多數，同時還將20世紀上半葉曾發揮主導作用的非洲裔學者群體拒之于主流學術圈外。例如，美國非洲研究協會（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SA）在1957年創會時，與會的35位學者僅有兩位非洲裔學者，剩余全部來自傳統白人大學，且學會權力機構也由白人學者掌控，這與二戰前非洲研究中非洲裔占多數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同時，美國非洲研究協會、私人基金會和聯邦政府在研究經費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設立等方面也都嚴重忽略非洲裔學者和傳統黑人大學。

在研究原則和內容方面，美國白人學者與殖民時代的英國同行一樣標榜所謂“科學”“客觀”“非種族”和“超然”等原則，在非洲研究圈內以種族主義的態度強硬壟斷著非洲知識生產的“學術”定義。美國非洲研究協會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對于其高級會員團有著區別于普通會員的嚴格準入標準，其中一條要求學者及其作品完全不涉及美國國內種族政治且秉承客觀中立的立場，而這條規定幾乎就是針對成名已久的非洲裔學者及其研究。以非洲研究協會第一任會長赫斯科維茨為代表的美國白人學者、其背后的私人基金會和聯邦政府決策者都認為非洲裔美國人無法生產科學客觀的非洲知識，極力打壓帶有泛非主義傾向或批評美國國內種族主義的非洲裔研究。例如，赫斯科維茨曾公開指責“黑人歷史之父”伍德森和泛非主義領袖杜波依斯缺少學者的客觀性，并通過自己的影響力讓卡內基基金會拒絕杜波依斯等人的項目申請，其中就包括杜波依斯編纂的《黑人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然而，在以“客觀”“中立”等準則排擠非洲裔學者和泛非主義傾向研究的同時，美國白人學者絲毫不拒斥為美國冷戰政治利益服務，包括允許聯邦政府參與歷屆年會、為美國對非政策提供資料和研究咨詢、寫信表態愿服務于中情局和培養公共服務領域的緊缺人才等。因此，雖然美國白人學者標榜超然于歐洲殖民宗主國和非洲獨立國家的天然客觀中立屬性，但其事實上，一方面以此為由打壓國內非洲裔學者的泛非主義研究，另一方面又積極為冷戰時期美國的海外利益服務。

美國非洲研究在20世紀中期的崛起，一方面源于美國自身對非洲的戰略需求，另一方面則大大受益于聯邦政府、私人基金會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三位一體的運作體制。美國白人學者牢牢把握著非洲研究的主導權，嚴格定義著非洲研究的內容、方向和邊界，主動標榜著所謂“客觀中立”的研究原則，但同時又以實用性為導向為美國冷戰利益服務。美國非洲研究的崛起固然迅猛且全面，但白人主導、白人定義和美國例外的情況也讓其在20世紀60年代末遭遇了一場巨大動蕩和分裂。美國非洲研究學界為了應對上述情況，從1971年開始啟動改革進程。非洲研究協會首先對其組織制度進行改革；此后，美國高校、私人基金會、聯邦政府機構和學術共同體都加入了變革進程，積極促進政治參與，糾正資源分配不公，主動調整族裔結構，吸納新的研究范式。應該說，這些改革和糾偏幫助美國非洲研究在20世紀最后三十年走向了包容、開放和多元，形成了美國非洲研究界的繁榮局面。

本文作者譯《加納政府與企業間的關系史：1982-2008》

五、對中國的非洲研究的啟示

本文對20世紀英國、非洲和美國這“三地四方”（即英國白人、非洲人、美國黑人和美國白人）的非洲研究興起歷史進行了考察，并從發展契機、知識生產主體、知識生產內容和知識生產原則四個方面歸納總結上述三地非洲研究的學術特點和政治背景。概括而言，20世紀英國、非洲和美國的非洲研究的迅速崛起分別與建立殖民統治、實現非殖民化和冷戰國家利益等戰略需求密切相關，且在一定時期內政府資金予以大力支持。它們非洲研究的興起階段都伴隨著迅速增加的非洲研究學術組織、高校非洲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期刊，從而為研究者的職業發展、學術發表、知識共享和互動交流提供了充分的舞臺。

中國非洲研究的發展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歷史契機。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不斷深入拓展以及區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的背景下，我國政府、企業、高校和個人都對非洲產生了更為迫切的知識需求，也逐漸開始有更多資源投入非洲研究。中國非洲學界應抓住機遇著眼于知識生產主體的擴大，尤其是個人層面非洲研究學者基數的增加和制度層面非洲研究平臺的完善。中國非洲史研究會等學術團體、《西亞非洲》和《非洲研究》等學術刊物、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非洲區域國別研究中心都已逐步建立或日趨成熟，為我國非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基礎平臺。

李新烽主編《中國非洲研究年鑒2020》

但是，我國非洲研究的知識生產主體仍有待進一步擴大。第一，學者人數仍相對有限，整體力量薄弱。以非洲史研究會年會為例，其會員有330余人，年會參會人數維持在100人左右；而美國非洲研究協會年會則有2 000人參會，且其會員人數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接近2 000人。第二，學術發表平臺有限。除了《西亞非洲》和《非洲研究》已成為CSSCI來源期刊和集刊外，國內鮮有非洲研究刊物得到現有評價體系認可。第三，基礎學科發展薄弱。目前，雖然中國非洲研究學者分布的學科比較多元，但是人類學、語言學和歷史學的人才培養和科研水平與國際非洲研究學界仍有差距；而在政治學和經濟學等應用性較強的學科中，很多學者熱衷從事中非關系研究而非基礎性非洲研究，因此可能造成非洲研究的“自我邊緣化”，即中非關系研究擠占過多非洲研究的學術資源。中國的非洲研究應借鑒國際經驗，加強在人類學、語言學和歷史學這三個學科的人才培養。

《西亞非洲》創刊號

中國的非洲研究也需吸納并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20世紀的國際非洲研究學界呈現出三種主要研究范式，即英美白人學者代表的“非洲主義范式”（Africanist paradigm, 注重對非洲國別研究）、非洲本土學者代表的“非洲大陸范式”(continental paradigm)和北美非洲裔學者為代表的“跨大陸范式”(transcontinental paradigm)。20世紀上半葉英帝國白人學者傾向于生產具體部族或殖民地的實用性非洲知識，而大洋對岸的美國黑人學者則從泛非主義出發強調將非洲大陸和流散非洲裔視為命運共同體，注重非洲和非洲裔之間的聯系。20世紀中期美國白人學者繼承了先前英國同行的內容偏好，針對新獨立后的非洲具體國家進行知識生產，而非洲獨立前后的本土學者則秉持反殖和民族主義立場，堅持從非洲觀察非洲。中國學者李安山最近撰文指出上述三種范式遭遇的挑戰，建議嘗試“全球非洲研究范式”，并從人員分布、客觀條件、主觀條件和學術共同體四個維度指出實踐新范式的學術基礎。全球非洲研究范式有賴于全世界學者的合作，中國非洲學界雖然在短期內難以成為非洲研究知識生產的中心，但是能夠在其中做出應有的貢獻。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學者在構建有中國特色的非洲研究方面也有獨特優勢。21世紀以來，中非合作卓有成效。大批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和移民的經營活動以及中國參與建設的港口、鐵路等基礎設施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非洲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以及非洲在世界中的新定位。中非交往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是非洲國家在殖民經驗中以及它們獨立后與西方國家交往中所沒有的。這些中國的企業、移民和基礎設施可以成為中國學者研究非洲的天然切入口，并借此去探究其背后更為廣闊的非洲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語境。

在知識生產的方法層面，中國非洲研究既要堅持科學客觀的評價標準，又要警惕不落入“本國例外論”的窠臼，同時肩負起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歷史使命。英美非在20世紀中期所確立的關于非洲研究的一般性學術標準——即長期深入的非洲田野調查、基于非洲的可靠一手資料和各學科嚴謹科學的理論方法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中國非洲學者往往習慣于編年史式的全景研究，以一手資料和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精深個案研究亟待加強。中國的非洲研究者在20世紀受條件限制，難以深入非洲調研獲取一手資料，但這一桎梏正逐漸得到解決，因此新一代中國非洲研究者應當樹立更接近國際一流水平的學術標準。同時，我們在進行非洲知識生產時更應警惕英美一系相承的“本國例外論”，不將其發展為“中國例外論”。中國學者應當以深入扎實的學術作品與國際學者對話交流，參與國際學界非洲研究的知識生產。

（作者：劉少楠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許亮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本文原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來源：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