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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兩會之后，該如何通過投融資規劃有效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哪些領域將迎來投資機會？本期最in長三角將跟大家聊聊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投資機會。

本期嘉賓：

華略智庫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趙永超

北京榮邦瑞明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財政部PPP專家庫專家 彭松

《國際金融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釋放了哪些信號？首次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您對此怎么看？

趙永超：報告總體偏克制，基調是穩健的。不設立GDP的目標，一方面是因為疫情比較難判斷形勢，疫情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消費、出口兩個方面較難預測判斷；另一方面，從擬發行的專項債和特別國債金額看，實際上并不是強刺激“動作”，更多是保民生、穩定“基本盤”，綜合來看，政策意圖以穩妥穩定為主。

疫情棋到中盤，我們看本次的政府給出的“政策包”偏中短期，更像一個尚無定論、應對短期沖擊的政策組合。

此外，“穩定”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應該是今年全部工作的核心。不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相關發展指標以持平為主，不會推動太大規模改革。所謂的“穩”，我們覺得就是“看”，敵不動我不動，先做好內部的事情為主。

《國際金融報》：與去年相比，今年的“政策包”最大的不同點在哪里?

趙永超：我覺得是技術層面和戰略層面的差異。國家運作體系穩定被放到突出位置，養老金足額發放、堅決兜牢基本民生底線是戰略性任務。

具體來講，“六?！薄傲€”應該是各級政府工作的核心，尤其是近期。其次，可以圍繞“六?！薄傲€”推動各項改革和創新工具。三是更加強調經濟產業投資的“精準性”“有效性”，城鎮建設投資的“托底性”和“補短板”。這將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并通過啟動縣城公共設施建設、改造老舊小區，提高人民的基礎消費能力?？梢哉f，我國為全面復興準備了“彈藥庫”和“工具箱”。

《國際金融報》：我國為疫情做的準備，后續主要著力哪些方面的變革？

趙永超：疫情常態化要做一至兩年的打算，要為后續我國偉大復興儲備更多基礎性、引領性、戰略性的條件，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建設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中共中央、國務院4月印發推動全要素改革的文件《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更是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七大要素；核心是解決信息不對稱、所有權、價格機制、交易機制、風險機制和利益機制的問題。

這里著重講一下，好改的已經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難改的，比如勞動要素改革涉及社會保障機制和服務業定價機制兩大核心問題；資本要素改革涉及我國財政金融體制和國際資本盤活的問題；土地改革涉及集體土地、建設用地、“多規合一”、土地財政等復雜問題；知識技術改革涉及我國知識產權、創新技術轉化轉移、國際創新要素集聚問題等，有的不是單純推動市場化、推動數字化就可以解決的，亟需不斷深化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和操作體系，發揮我國體制機制優勢。

其次，建設“新基建”、新消費、新開放體系。“新基建”與“舊基建”的不同是主導力量和政府角色的不同。從“新基建”的參與主體看，根據國家發改委的分類，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的投資主體包括大型國企和中大型民企，新技術基礎設施則主要是民營企業，綜合來看，民營經濟在基礎設施中占較大比重；融合基礎設施則更多涉及政府與國企資源；創新基礎設施相對涉及企業、高校、創新機構等社會資源較多。綜合來看，就與傳統基建有很大的區別。

從投資周期看，創新基礎設施回報期最長，信息基礎設施次之，融合基礎設施則相對較短。同時，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主體多為頭部企業，金融資源需求相對不大。因此，金融資源應該更多聚焦于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一方面，政府可通過加強金融支持，引導政府釋放公共數據資源，吸引社會市場資本建設融合基礎設施；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交易機制，引導金融要素平衡創新基礎設施的風險收益機制。

新消費方面，國外經貿形勢變化，倒逼改革啟動國內消費市場。我國之前有三次內需加碼的舉措，分別是1998年、2008年和2014年三次，幾乎都與外部危機相對應。

但是，本次與過往均不同。一是基礎已經大不一樣，目前我國消費占GDP接近60%，已經是我國經濟第一大馬車，而1997、2008年分別是42.3%和44.2%，2014年也不到50%。

二是數字消費的場景也與之前有著天壤之別。數字消費場景深深和手機移動端綁定。例如本次提到的步行街改造，可以設想，其將會和數字場景深度融合。

三是消費主體不一樣。消費兩極化趨勢很明顯，一邊是“后浪”的新消費，另一邊是大健康行業，這兩大行業同時都是向數字化轉型，頭部效益、品牌效益會與過往完全不同。網紅店、網紅品牌一票難求、一座難求；80%的長尾企業可能無法存活。這對企業的快速反應能力、數據挖潛能力、品牌運作能力、風險補償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將帶動上下游產業鏈、專業服務機構重塑。

新開放也不同于過往開放的模式，首次提到“高質量”。之前我們談開放，更多是加工貿易、大型基建項目、國際代工和服務外包，未來我們的國際化，應該是更加以主動和開放姿態重塑全球生活方式和場景，向國外輸出數字“新基建”、數字化的新消費。

第三，建設創新型體系和創新型國家。我國正編制15年科技發展規劃，5月18日科技部發布《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長期使用權，試點單位可賦予科研人員不低于10年的職務科技成果長期使用權。有點類似于美國1986年的《聯邦技術轉讓法》，對我國科創產業發展有深遠影響。

我國科研現狀是“大而不強”，論文多、政府支持科研轉化率低、企業研發投入增長乏力。我們在全國各地做了大量有關科創產業發展的研究，發現目前所謂“輕創新”（對研發設備和試驗場景的要求較低）已不是瓶頸，絕大部分都可通過市場化解決。

現在的“卡脖子”問題主要集中在幾方面：一是非硬核的“重創新”，需要對研發設備高投入、研發人員高投入和試驗場景高投入，這些需要解決；二是科創金融體系還有很大空間，風險代償機制、利益驅動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特別是風險投資產業，需要大量的懂產業、懂金融、懂科技、具備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毫無疑問，科創產業的風投圈子和現在的風投圈子不是一個類型的。

目前，針對科創產業的需求端，國家已經推動大量創新，包括科研人員所有權、知識產權創新、科創板注冊制等，但供給端問題還需要重視解決。

《國際金融報》：兩會之后，地方投融資的資金來源和發展趨勢是什么？

彭松：今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異常艱難的一年，新冠疫情使得第一季度GDP首次出現負增長，各地財政收入也出現不同程度下滑。與此同時，各地在抗疫和保民生方面的支出卻不斷增加。兩方面疊加，必然導致地方財力進一步萎縮。

對于政府投資來說，將有兩方面的特點。

一是開源，從資金來源來說，將呈現“遠水解近渴”的特點。這里的“遠水”，既有距離層面，也有時間層面。距離層面，在大多數地方自身財力難以有效提高的情況下，需要從外部引入資金，如中央的專項資金、轉移支付、特別國債等，也包括通過PPP、授權開發等方式從社會資本方和金融機構引來的資金。時間層面，就是要把以后的錢用到現在，方式包括專項債、基金收入、REITs等。

二是增效，就是要加大有效投資。所謂的有效投資，我理解是有帶動效應的投資。比如這次兩會報告中提到的“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就是典型的代表。在此基調下，只要是有帶動效應的投資項目，都應該得到支持，包括傳統基礎設施和鄉村振興等領域。

《國際金融報》：“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寫入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成為最近的高頻詞匯，那么“新基建”將帶來哪些投資機會？

彭松：“新基建”是最近比較火的一個詞，算上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已在國家級層面的會議和文件上出現過不下十次了。

“新基建”投資機會主要來自于兩大領域：

一是國土空間規劃修編、土地利用指標的權利下放、集體土地改革等綜合作用下，帶來以城市群為發展核心的城鎮化“下半程”投資機會，二線城市的崛起；二是“新基建”與傳統基建融合帶來的城市化發展的新模式。“新基建”并不完全是獨立存在的，要與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形態相融合，將帶來全新的硬件形態和服務形式，進而帶來城市形態的全面升級。同時，兩者還存在疊加共振效應。

但需要提醒的是，“新基建”目前的盈利模式不清晰，而且經濟效益要通過前期大量的投入和運營，才能在后端或者產業生態體系中逐步展現，不適合短線投資或者缺乏運營能力的投資者。

《國際金融報》：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如何通過投融資規劃有效落實區域發展戰略？

彭松：“落實”戰略離不開資金的支持，投融資規劃十分必要。

投融資規劃的本質，是系統工程方法在城市投融資領域的應用，其核心功能是在頂層設計層面對投融資的計劃安排、資源匹配、機制設計等工作進行統籌謀劃，用資金的橫向串聯打破部門與部門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隔閡。

因此，從投融資規劃角度，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工作的落實。

首先，可以建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資源補償機制，促進先進城市帶動后進城市的發展機制。

其次，可以制定資金的動態平衡機制，確保項目的投入產出，可持續發展。

最后，可以設計多方共贏的政企合作機制，有效發揮政府投資的杠桿作用，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區域協調發展。

《國際金融報》：目前，長三角城市的“十四五規劃”的制度進度如何？大家普遍關注哪些問題？

趙永超：長三角區域的“十四五規劃”，總體上還處于思路性研究的進度，但已呈現了幾個基本的特征：一是高度重視科創產業；二是高度重視區域協同；三是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

目前來看，產業同質化、招商同質化問題依然存在。交通一體化短期內仍舊是核心，特別是小區域的聯通。值得關注的是，產業規劃缺少對產業環境的重視，自主創新權責應適當放開，或者國家給的創新示范試點并沒有形成好的機制性成果，比如普惠金融試點等。

《國際金融報》：長三角規劃與其他地區規劃有什么不同？

趙永超：首先，長三角各地在制度規劃發展的過程中都進入“無人區”，即各地都不同程度的面臨發展瓶頸的問題，而要突破瓶頸，都需要進行創新型探索，很多領域的創新可謂“前無古人”。

其次，區域競合關系更加突出，特別是競爭關系，這與上面提到的產業同質化高度相關。從長遠角度看，可以將這種“同質化”理解為一體化早期階段的特點，因為內部還沒有完成區域一體化，各自功能定位還不清晰，需要不斷探索進而形成區域產業優勢。我們相信，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將會按照這個規律演進。

最后，土地資源相對有限，提高經濟密度的考慮更加迫切。從表面看，長三角土地開發密度較大，但根據我們的詳細梳理和調研，很多地區的土地利用效益實際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土地的高效使用是下一步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記者 魏來

編輯 潘晟

來源：新華號 長三角日報